平等保护是我国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是我国产权保护的基本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刑事司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意见》),提出了产权平等保护的基本原则及加大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的意见,明确指出“平等保护是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特别强调要完善相关产权立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加大对非公有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

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2016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高法意见》),亦将平等保护作为产权司法保护的首要原则,要求“坚持各种所有制经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各类产权主体的诉讼地位和法律适用一视同仁,确保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注重对非公有制产权的平等保护。妥善审理各类涉外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作为全文的重点内容,《高法意见》还提出了产权司法保护的十项具体政策,其中刑事司法政策为重中之重。在十项司法政策中,前五项政策,包括⑴依法惩治各类侵犯产权犯罪,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⑵客观看待企业经营的不规范问题,对定罪依据不足的依法宣告无罪;⑶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⑷依法慎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⑸严格规范涉案财产的处置,依法维护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等,都属于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方面的内容,是关于《中央意见》要求加大对非公有财产刑法保护力度的细化和具体落实方案。

根据《中央意见》和《高法意见》(以下简称“两个意见”),在严格遵循产权平等保护基本原则下,如何准确把握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政策,就成为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结合两个意见的内容与司法实践经验,我们认为,主要是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属于刑事司法常识,对于保证犯罪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准确无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近年发生的一些争议较大或申诉不断的涉及产权纠纷刑事案件来看,这些基本原则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并未得到严格遵照执行,在部分案件中问题还比较突出。比如,一些涉及借贷纠纷、合同纠纷、投融资纠纷的案件,处于罪与非罪模糊不清的状态,司法机关为平复事态,从严从重按犯罪处理,对企业主、投资人定罪判刑;一些案件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证据并不扎实,尚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司法机关仍然认定犯罪成立,导致发生冤错案件。这些违反刑事司法基本原则的做法,必须再三强调其危害性,防止再度发生;对于已经错判的案件,要依法纠正并赔偿当事人损失。

二是克制刑事司法冲动,保持刑法谦抑性。刑事司法具有强烈的限制和剥夺人身权、财产权的特征,在一些领导干部眼里,成为解决经济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好用、称手”的武器。但是,“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刑事司法不能随意运用,只有在其他法律手段不能调整和恢复社会关系时,才能启动刑法手段。对于涉及产权纠纷的案件,不宜轻易采取刑事手段进行追究,更不能滥用刑罚惩处。换言之,即要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要求,不妨借用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先生的精辟总结,就是要做到“一个慎重、四个不要”: 慎重适用个罪的法定最高刑;在有罪和无罪问题上不要勉强定罪,在证据采信问题上不要有侥幸心理,在刑罚裁量上不要过分,办案机关在相互配合上不要迁就。

三是坚持比例原则,保证侦查措施的适当性。刑事侦查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的限制,往往不亚于刑罚。因此,对于涉及产权纠纷的犯罪案件,司法机关在采取强制措施或其他调查手段时,必须慎重考虑比例原则,从办案的手段、目的、对私权的侵害程度等方面进行必要性、适当性和对称性的考量,以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依据,以满足侦查的最低需求为界限,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为指导。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不拘留、逮捕的,尽量不拘留、逮捕,或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替代措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只有确实涉及赃款赃物、违法所得或需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才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且在额度上不超过办案必要的限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为企业预留必要的流动资金和往来帐户。

四是注意平等保护原则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结合。平等保护是我国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司法全过程。在办理涉及产权纠纷的刑事案件时,既要严格遵循平等保护原则,又要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两者的结合。平等保护产权,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而不是说只要是涉及产权纠纷案件,不管是涉及公有财产还是非公有财产,在处理方式、处理手段甚至处理结果上就做一刀切。办理侵害产权的刑事案件,也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犯罪所侵害的对象,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区分对待,准确定罪和量刑。

最后,无论是《中央意见》还是《高法意见》,都强调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要依法慎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两个意见的政策导向非常明确,就是对涉及产权的矛盾和纠纷,司法机关要做到准确甄别,民事的归民事,刑事的归刑事,不能刑民不分。这是对过往一些地方办理经济纠纷案件,动辄滥用刑事司法手段,以刑压民,以致造成冤假错案的纠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两个意见的政策导向下,也要防止出现对意见进行过度片面化的理解,即只要是涉及产权的经济纠纷案件,刑事司法就不敢介入,不作为犯罪处理;只要是涉及产权的经济纠纷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就怠于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和调查手段,无原则、无底线地放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种过度片面化的理解,容易导致办案出现“无罪化”和“无为化”的错误倾向。滥用刑事司法权力显然不妥;畏手畏脚、当为不为更是失职。在产权平等保护原则下,仍然需要刑事司法的积极参与,正如《高法意见》指出的: “要依法惩治各类侵犯产权犯罪,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包括依法惩治侵吞、瓜分、贱卖国有、集体资产的犯罪,侵犯非公有制企业产权以及侵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者、管理者、从业人员财产权益的犯罪。对非法占有、处置、毁坏财产的,不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均依法及时追缴发还被害人,或者责令退赔”。因此,坚持产权平等保护原则,不是要削弱刑事司法职能,而是要有针对性地对刑事司法职能作出主动调整,有所为有所不为,总的要求就是遵照法律,尊重历史,实现刑事司法对产权保护的精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