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后,有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质上将金融机构对个人提供的所有金融服务都纳入了保护范围。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仍以“为生活消费需要”为限。在司法实践中,银行、保险等行业已经陆续出现认定银行存款的储户、银行委托理财的委托人、保险产品的投保人属于金融消费者,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案例。但据公开可查信息,始终没有司法案例对信托业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出明确回应。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信托行业的适用问题,我们总体持保留态度,并始终对司法实践的最新动向保持密切关注。

近日,我们检索到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01民辖终1234号《民事裁定书》,对信托领域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做出了认定。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成都中院关于个案的一份裁定书也不一定代表司法机关的主流观点,但是这份裁定书是我们能检索到的首例确认信托产品的委托人是金融消费者的案件,裁定书反映的一系列问题值得重视,包括:信托产品的委托人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设信托产品的委托人是金融消费者这个观点是成立的(信托受益人是不是金融消费者?这是个更有趣的话题,我们将继续撰文分析。下文所称的“投资者”,指委托人。),那么信托公司该怎么面对这一变化?我们结合成都中院的案例进行了初步分析,供信托业内人士参考。

一、关于案件基本情况的介绍

某自然人投资者购买了某信托公司设立的某证券投资类信托计划,某证券公司为该信托计划的推介机构,同时担任该信托计划的证券经纪商。信托合同约定:管辖法院为合同签署地(北京市西城区)有管辖权的法院。发生纠纷后,该名自然人投资者以营业信托纠纷为案由在成都市某区法院对某信托公司、某证券公司提起诉讼。

随后,信托公司向成都市某区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主张信托合同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请求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投资者则认为,其属于购买该信托产品的金融消费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有权主张信托合同中的管辖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而无效。

经过关于管辖权异议的一审及二审审理程序,一、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本案投资者属于金融消费者。信托合同关于管辖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于信托公司并未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其采取了合理方式提醒投资者管辖协议,因此信托合同中的管辖条款无效。被告之一的某证券公司住所地在成都市某区,故成都市某区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最终,成都中院作出二审终审裁定,驳回了信托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二、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

就本案而言,除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之外,还涉及信托公司与证券公司之间的推介关系、投资人能否在一案中同时起诉信托公司及证券公司、证券公司(非信托合同当事人)是否受管辖条款约束等问题。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本文仅就此展开分析如下:

(一)个人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993年10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当时的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受该法保护的消费者需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而以投资为目的的金融消费者,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2013年我国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继续保留了原第二条“为生活消费需要”受本法保护的规定,但在该法第二十八条增加规定:“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根据上述修订,有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质上将金融机构对个人提供的所有金融服务都纳入了保护范围。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未做修改,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仍以“为生活消费需要”为限。

具体到信托行业中,我们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问题仍持保留态度。具体考虑到以下因素:一是,认购信托产品具有较强的投资性质,远远超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生活消费范畴;二是,如果存在推介机构,那么在信托产品推介环节中,往往由推介机构向委托人提供推介服务,包括介绍信托产品、提示风险、安排信托合同签署等。此时,如果直接认定信托公司与委托人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同于要求信托公司直接承担全部推介责任,有欠妥当。

(二)如果个人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结合本案而言,我们倾向于认为,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能带来以下三方面影响:

1.投资者可能从消费者保护的角度,主张约定管辖不发生法律效力。

信托合同一般是由信托公司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不与对方协商,很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格式合同,受法律的特别调整。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格式条款主要存在三方面限制,包括(1)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负有提示、说明义务;(2)免除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主要义务、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3)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应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为加强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一条额外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如果法院认定认购信托产品的投资者属于金融消费者,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很可能进一步认定该投资者属于《民诉法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消费者”,受到除一般格式条款限制之外的进一步倾斜性保护。如果信托公司或推介机构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投资者注意《信托合同》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则管辖条款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无效。

2. 如果信托公司推介信托产品时存在欺诈,可能承担惩罚性赔偿。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上述法条可以概括成“退一赔三”。如果法院认定个人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而信托公司有欺诈行为的,则信托公司可能存在“退一赔三”的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主张自己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受到欺诈,要求“退一赔三”。经查询公开信息,目前法院多以不存在欺诈为由驳回了投资者“退一赔三”的诉求,但这一责任风险仍不可忽略。

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倾斜性保护,可能导致信托公司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损失承担责任。

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指出:“在相关案件的审理中,必须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重要内容”。由于对消费者的保护本身带有倾斜性,司法实践中,不排除司法机关鉴于金融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而在举证分配、责任划分、损失承担上作出有利于金融消费者的认定。在涉及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产品时,司法实践已经产生了部分加大金融机构责任的判例。

三、关于适应委托人“金融消费者”身份的建议

(一)信托公司应全面梳理需要重点说明的条款,管辖条款不容忽视。

根据《信托法》、《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信托合同通常会对信托计划存在的管理运营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等多方面风险进行全面披露、明确提示信托计划不保证预期收益率、信托公司不承担兑付责任等,并对其他免除或者限制信托公司责任、限制投资人权利的条款进行重点说明和提示,管辖条款往往不是重点说明内容。然而事实上,在各方发生纠纷时,管辖条款很可能是各方率先关注的重点条款。信托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或仲裁机构,通常由处于优势地位的信托公司选定,就很可能发生投资人挑战管辖条款效力的情形,即成都中院案例的情况。

为适应适用《消费者者权益保护法》带来的变化,建议信托公司全面梳理信托文件需要重点说明的内容。除根据《信托法》、《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重点说明的内容外,还应当注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八条以及有关消费者保护条款的规定,重点提示投资人注意管辖条款等与投资人权益密切相关的文本内容,作出相应的重点提示和说明。

(二)信托公司在推介信托产品时,应当从多方面全面披露信托计划的重点事项,留存证据材料,避免被认定存在欺诈行为。

我们注意到这几年来信托公司发行信托产品的信托文件日益规范、完善,但是实践中,仍然有较多的投资人主张虽然签署了相关信托文件,但从未审阅过信托文件的具体内容,并且推介机构工作人员的口头或短信介绍、推介机构流传出来的路演材料等存在虚假性、误导性宣传,信托公司或推介机构存在欺诈,等等。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如果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实际上损害了消费者的上述权益,因此可能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为防患于未然,我们建议信托公司从多方面对投资人进行说明、提示,并做好证据留存工作:

首先,信托合同应当进行特别标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信托公司可通过对文字进行加粗、加大或增加下划线等方式,向投资人予以提示和说明。

其次,信托计划说明书以及信托计划风险申明书作为重要的信托文件,可以反复对信托计划的重要内容作进一步的说明和提示。信托计划说明书也可以要求投资人签字确认,信托计划风险申明书应当设置手抄条款,要求投资人在风险申明书上手写确认信托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已经充分了解信托计划的相关内容和相关风险。

第三,建议信托公司或推介机构坚持面签原则,当面向投资人提示信托计划的重要内容,了解委托人的真实状况,判断其是否具备相应的投资和风险承担能力。面签时间应当相对合理,全程录音录像。一旦就推介环节发生纠纷,完整清晰的录音录像将成为证明信托公司合法合规推介的有力证据。

再者,对于存在委托金融机构进行推介的,信托公司还需要额外注意对推介机构的员工培训、交付推介材料的合法合规以及相关证据留存等。就此,我们曾撰写过《信托公司与推介机构的“关系责任说”》,在此不再赘述。

(三)一旦发生纠纷,不要因为投资者选择了消费者保护的角度而慌乱,信托公司应当全面展开抗辩。

一旦发生纠纷,不要因为投资者选择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甚至法院认定信托产品投资者属于消费者,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乱了阵脚。在此情况下,信托公司仍然可以充分组织证据资料,予以全面答辩,包括:信托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对相关内容作出了重点提示和说明,推介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虚假或误导性宣传,不存在欺诈或其他损害投资者知情权的情况。

针对“退一赔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特有惩罚性赔偿原则,我们倾向于认为,信托公司可以在法律适用上提出进一步的抗辩。如果信托合同因受托人欺诈而撤销,“退一”即退还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这是信托合同被撤销产生的财产返还的后果。关键是合理理解“赔三”?是按信托财产的三倍?还是已经收取的信托报酬的三倍?我们倾向于认为,“赔三”对应的应当是已经收取的信托报酬的三倍,实践中绝大部分营业信托本质上是财产管理行为,具有金融服务功能,信托财产并不是“商品价款”,信托报酬才是信托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应对价。这一理解,也完全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的规定。

总体而言,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正成为金融监管领域的发展趋势,由此带来的立法和司法上的变化对信托公司开展业务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建议信托公司在开展业务时预先考虑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范,防患于未然。这不仅是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责任所在,更是信托公司化解经营风险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