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6日,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决定在北京、广州新设互联网法院,2018年9月9日上午,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

互联网法院是中国司法的世界首创,有利于互联网类纠纷的高效解决

北京互联网法院以“网上案件网上审理”为原则,当事人不需要到法院就可以实现起诉、调解、立案、送达、庭审、宣判、执行等全部或部分诉讼环节的网络化办理。而对于当事人不同意进行线上审理或经法院审查不适合线上审理的案件,采用线下审理和线上审理相结合的方式。

(一) 在受理案件范围方面,该院集中管辖北京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特定类型互联网案件。具体主要包括: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纠纷;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检察机关提起的涉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因对互联网进行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

(二) 在上诉和级别管辖方面,北京互联网法院是基层法院,由其一审审结的案件,当事人应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涉互联网著作权权属纠纷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的,当事人应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

(三) 在业务创新探索方面,北京互联网法院在受案类型上“更进一步”。实际受案类型除了原杭州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外,还包括在互联网上侵害他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产生的纠纷,检察机关提起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互联网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管理等行政纠纷。其内容涵盖了互联网金融、知识产权、公民个人权益、公益诉讼、互联网服务管理等[1]

为规范互联网法院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

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并自9月7日起施行[2]

(一) 《规定》共23条,规定了互联网法院的管辖范围、上诉机制和诉讼平台建设要求,明确了身份认证、立案、应诉、举证、庭审、送达、签名、归档等在线诉讼规则,对于实现“网上纠纷网上审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规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

首先是明确案件管辖范围。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的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特定类型互联网案件,主要包括:互联网购物、服务合同纠纷;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互联网著作权权属和侵权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互联网侵权责任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责任纠纷;检察机关提起的涉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因对互联网进行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其他互联网民事、行政案件。上述案件互联网特性突出,证据主要产生和储存于互联网,适宜在线审理,既方便诉讼,又有助于通过审判创制依法治网规则。

其次是确立在线审理机制。《规定》充分总结杭州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经验,要求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全程在线为基本原则,即案件的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一般应当在互联网上完��。这一规定有助于推动审判方式、诉讼规则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最大限度为当事人提供诉讼便利、提升司法效率,适应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

再次是搭建在线诉讼平台。《规定》明确互联网法院建设诉讼平台,作为法院办理案件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实施诉讼行为专用平台。依托该平台,互联网法院开放数据接口,有序接入相关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相关国家机关的涉案数据,在充分保障系统安全、技术中立的基础上,实现身份在线核实、证据在线提取、信息在线流转,推动形成网络化、立体化、智能化的互联网审判模式。

最后是完善在线诉讼规则。《规定》在现行民事诉讼法框架下,立足于互联网技术最新发展和电子诉讼基本特点,探索构建既符合司法规律、又紧跟时代潮流的网络诉讼规则,在在线审理方式、电子送达方式等方面有诸多重大创新,为互联网法院深入改革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撑。

(二) 《规定》中考虑到互联网法院采取在线方式审理案件,区别于线下面对面开庭,因此对于电子送达规则、在线举证规则、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规则作出了具体规定。

1. 在电子送达规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中第八十七条规定,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中第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六条也对此做了规定,即只有在受送达人同意确认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电子方式向其送达诉讼文书,而且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影响到诉讼实体和程序性权利的诉讼文书不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送达。

在《规定》第十五条中明确了电子送达的条件、方式和范围,第十六条明确了电子送达地址的确认和告知规则,第十七条明确了有效送达的情形和判断标准。有三个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和把握:

首先是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民事诉讼法规定电子送达应征得当事人同意,因此,《规定》明确了适用电子送达的确认和告知程序,同时,考虑到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当事人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意思表示与实际诉讼行为有矛盾的情况,《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了“默示同意规则”,具体情形包括:对电子送达作出过事前或事中的约定,或者以实际行动作出认可。确立“默示同意”规则,能够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有序扩大电子送达的适用频率。

其次是电子送达的适用对象。《规定》第十五条明确,除了诉讼文书及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等材料可适用电子送达外,在充分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并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对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也可以电子送达。为保障当事人诉讼权益,这里的“同意”,应当是“明示同意”,不能是“默示同意”。

再次是电子送达生效规则。《规定》第十七条明确了“到达生效”和“收悉生效”两种送达生效标准和情形。对受送达人在事前送达约定和送达确认过程中主动提供或确认的电子地址,适用“到达生效”主义,送达信息到达该电子地址即为有效送达。在非当事人主动提供地址的情况下,法院向常用电子地址或者能够获取的其他电子地址送达的,适用“收悉生效”主义。具体而言,确认“收悉”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不可推翻的直接确认,即符合“受送达人回复已收到送达材料,或者根据送达内容作出相应诉讼行为”情形时,视为送达成功,且效力不可推翻;

第二,可推翻的推定确认,即符合“受送达人的媒介系统反馈受送达人已阅知,或者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受送达人已经收悉”情形时,推定送达成功。若当事人举证证明非因主观过错确未“收悉”,则不能视为有效送达,送达效力可被推翻。

2. 在线举证规则方面,《规定》第九条明确了线上、线下两种证据类型的具体举证方式。对于线下证据,当事人可以通过扫描、翻拍、转录等方式转化为电子数据后上传至诉讼平台。对于线上证据,具体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自己持有的在线电子证据,可以通过提供链接、上传资料等方式导入诉讼平台。二是互联网法院可以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获取相关案件的结构化信息,并导入诉讼平台,例如,电子商务平台存储的网络购物纠纷中买卖双方主体身份、购买时间、购买物品等信息。对于这类信息,互联网法院可以直接向双方当事人提供,供其选择证明自己的主张。

互联网法院对类型化案件基本信息的结构化导入,不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互联网法院的一大优势,在于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完成数据信息的迁移和可视化呈现,为当事人举证提供便利,有效解决电子证据取证困难、举证不能、认证不足等问题。当事人对结构化导入以外的证据仍应当主动提供或者申请法院调取,对自身提出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

3. 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规则方面,目前,对电子数据真实性的审查判断主要依靠公证程序,且基本为形式审查,程序复杂繁琐。互联网法院案件在线审理和大量证据在线的特征,客观上要求打破通过公证程序认定真实性的单一途径,通过技术手段和相关配套机制对电子数据真实性作实质性认定。

基于以上考虑,《规定》第十一条明确了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认定规则。一是在认定对象上,涵盖对电子证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等各环节真实性的认定。二是在审查内容上,强调对电子数据生成平台、存储介质、保管方式、提取主体、传输过程、验证形式等方面进行审查。三是在认定方式上,鼓励和引导当事人通过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技术手段,以及通过取证存证平台等对证据进行固定、留存、收集和提取,弥补仅依靠公证程序认定电子证据的不足,提升电子数据的证据效力。

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形式对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固证存证手段进行法律确认,意味着电子证据固证存证技术在司法层面迎来了重要突破[3]。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首次将电子数据列入证据范畴。最高法院在《民诉法解释》中进一步规定,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虽然,法律上认可了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但是并未就电子证据的举证、存证作出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

  • 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
  • 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第八条进一步规定,审查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应当考虑以下因素:a. 生成、储存或者传递数据电文方法的可靠性;b. 保持内容完整性方法的可靠性;c. 用以鉴别发件人方法的可靠性;d. 其他相关因素。

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第一起区块链案件中[4],法院认为该种存证、固证的方式是否符合电子数据的相关规定及证据证明力的大小需要考虑存证平台的资质、侵权网页取证的技术手段可信度审查和区块链电子证据保存完整性三个方面。该案中,数秦公司作为独立于当事人的民事主体,其运营的保全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方存证平台,保全网通过可信度较高的谷歌开源程序进行固定侵权作品等电子数据,且该技术手段对目标网页进行抓取而形成的网页截图、源码信息、调用日志能相互印证,可清晰反映数据的来源、生成及传递路径,应当认定由此生成的电子数据具有可靠性,同时,保全网采用符合相关标准的区块链技术对上述电子数据进行了存证固定,确保了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最终法院据此采信了证据,确认被告网站上发布了涉案作品。

此外,北京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接入多个数据接口,法院可以通过平台快速传输、核验、存储涉案电子数据。利用平台,法院可以直接调取电商平台上的涉案信息。

互联网法院的设立和《规定》的出台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所言,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互联网发展在给我们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由此产生了各类型涉互联网纠纷案件,以及在互联网环境下的证据保全、取证存证等问题,互联网法院的设立以及《规定》的出台不仅仅有助于互联网类型化案件的集中高效处理和审判经验的专业积累,更加是司法审判响应时代发展趋势顺应互联网浪潮的具体表现,诉讼网络化、证据电子化、审判信息化在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互联网诉讼案件的处理、证据的取证存证、诉讼代理策略带来了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