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就私募基金纠纷刑民交叉常见问题,我们在上篇中讨论了私募基金“募、投、管、退”过程中可能涉嫌的典型刑事罪名以及私募基金民商事纠纷涉刑情况下的不同处理方式,本文将结合近期我们办理的案件,重点针对刑事责任认定对民商事案件审理的影响及刑事程序中的追缴退赔与民商事赔偿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刑事责任认定对民商事案件实体审理的影响

我们在上篇分析了私募基金纠纷涉刑情况下,法院可能采取“先刑后民”、“分别受理与审理”以及“分别受理但中止审理”等程序上的不同处理方式。与此同时,刑民交叉还涉及到刑事责任对民事案件实体审理的影响,即刑事判决中的相关事实、责任的认定可能对民事判决结果的影响,尤其是对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本文中以合同为例)效力认定以及相应责任分担的影响。

(一)核心原则:不应简单以案涉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认定民商事合同无效,而应置于民商法体系中根据各案情况进行单独判断

就刑事责任认定对民商事案件中合同效力的影响,目前尚无明文规定。鉴于民商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中对于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事实及责任的认定依据与证明标准不同,两者所保护的法益也不同,对于民刑交叉案件中所涉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宜简单以涉嫌刑事犯罪一概认定无效,而应该单独将合同置于民商法体系下进行判断。所谓放在民商法体系下判断,即按照我国《民法典》等民商事法律中判断合同效力的一般规定来认定。在《民法典》出台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认定。

最高院的观点普遍认为[1]

(二)基金纠纷涉刑对于基金合同效力的不同认定

我们结合实践案例,将法院对于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认定情形分类列举如下。

1. 法院认定刑事犯罪影响基金相关合同效力的情形

在《民法典》生效之前,实践中法院倾向于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为依据认定基金相关合同无效[2],即在存在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以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认定合同无效。

  • 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的标的物属于刑事犯罪的构成部分,则可能认定相关合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相关法律规定,并触犯了刑法,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涉案交易被认定构成变相吸收存款、非法集资等行为,属于损害公共社会利益的行为。

  •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合同是诈骗的形式和手段,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实践中,部分投资人也会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3],当事人对于恶意串通的事实的证明标准较高,要达到“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实践中,多数案例[4]中法院均认为投资人的举证未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高度证明标准,因此并未以该点理由判决案涉合同无效。

2. 法院认定刑事犯罪不影响基金相关合同效力的情形

  • 基金管理人的投资人的相关人员或关联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不当然意味着基金合同无效。

  • 犯罪行为仅是在不具备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从业资质的情况下向社会公众吸收巨额资金、扰乱金融秩序,不存在欺诈、胁迫手段,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不影响第三人担保合同效力。

  • 民商事行为叠加的量变导致触犯国家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的质变,犯罪行为并不一定影响每一份民商事合同的效力

(三)合同涉嫌欺诈的,当事人得以此为由撤销相关协议

在基金管理人涉嫌合同诈骗的情况下,其在签订基金合同时的行为如能符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则投资人应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合同。但实践中这类案例较为常见的变通处理方式是,法院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签订合同是诈骗的形式和手段,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如上述(2020)辽02民终7657号案)。

二、刑事追缴退赔与民商事赔偿的关系

刑事追缴退赔与民商事赔偿,直接关涉投资人的基本权益,是刑民交叉案件的重中之重。常见的问题主要包括:(1)刑事追缴退赔与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赔偿的不同适用情形?(2)刑事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后,当事人可否再进行民事追偿?(3)在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刑事追赃及民事赔偿程序项下重复受偿问题?(4)涉第三人赃款赃物对刑事追缴、退赔有何影响?

(一)刑事追缴退赔与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赔偿的不同适用情形

1. “追缴”与“退赔”的区别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5]“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根据《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相关规定[6],追缴与责令退赔主要适用如下不同情形:

2. 刑事追缴、责令退赔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情形之区别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7]、第一百三十九条[8]规定以及《座谈会纪要》规定[9]刑事追缴、责令退赔与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赔偿分别适用于以下情形:

(二)刑事判决追缴或责令退赔后,当事人可否再进行民事追偿

基于上述,在投资人只能通过刑事追缴、责令退赔的方式向相关责任主体追索的情况下,如追缴或退赔金额不足以弥补当事人全部损失的,是否可以允许其另行启动民事追索程序,目前实践中存在不同处理方式。

观点一:允许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追偿

1. 在刑事追赃款项不足以弥补当事人全部损失的情形下,从民事权益保护角度看,应允许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追偿

该观点早期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3日发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10]中有所体现,虽《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未保留该款规定,但实践中仍有法院在裁判过程中以“最大限度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为由支持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

2. 存在被告人以外的其他民事责任人的,应当允许当事人针对其他民事责任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128[11]条明确指出,在其他民事责任人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被害人仍有权针对其他责任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该条理解与适用中[12]明确指出即使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保护较之单独的民事诉讼亦有不足,被害人也不可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对其他民事责任人主张民事权利,由此为贯彻民事责任的全面赔偿原则,应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是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其他民事责任人承担责任后,可依据具体民事法律关系进一步判断是否可向被告人追偿或直接参与刑事案件赃款赃物的分配。例如:

观点二:不允许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财产执行规定》”)第一条[13]以及《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第九条[14]规定,刑事追缴、责令退赔的款项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为此,有法院认为当事人的损失赔偿应当在追缴退赔程序中解决,据此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如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终821号案例)。

(三)在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刑事追赃及民事赔偿程序项下重复受偿问题

1. 提前扣减刑事追赃款以确定民事受偿金额

为防止受害人采取刑事、民事双重手段可能导致的重复受偿问题,法院在判决时通常会认定受害人在民事案件中的受赔金额应当扣减刑事追赃款,例如:

2. 刑事追赃款无法确定时,可协调处理案件执行程序防止重复受偿

(四)涉第三人赃款赃物对刑事追缴、退赔有何影响

1. 关键因素:“第三人存在恶意”

《财产执行规定》第十一条[15]列举了第三人存在恶意时,对涉第三人赃款赃物应予追缴的四种情形,即:

2. 涉第三人赃款赃物追缴方式

通常而言,法院倾向于直接裁定追缴涉第三人财物、而非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如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甘执复79号案件、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赣04执复30号案件)。

需注意的是,根据《财产执行规定》第十五条[16],执行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应无权对涉第三人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直接认定并裁定追缴。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经案外人或被害人提起异议后,应由审判机关裁定补正,或另行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