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莱特曼工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特曼公司”)诉深圳哥特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哥特斯公司”)等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定哥特斯公司侵权行为成立,并判令哥特斯公司:1. 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害原告莱特曼公司ZL201510007273.3发明专利权的行为,销毁库存侵权产品及专用模具;2. 赔偿原告莱特曼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人民币120万元。

莱特曼公司的“TREAD”多功能户外手环产品系自主研制,具有十分鲜明的产品特点,在美国、中国和欧洲等多个地区申请了专利保护。2017年5月,莱特曼公司在国外市场上发现多款仿制“TREAD”多功能户外手环产品,其中尤以商标标注为“Coteetci”、生产商为“深圳哥特斯实业有限公司”的侵权产品最为突出。莱特曼公司随即委托万慧达北翔团队对该目标进行调查并开展维权行动。万慧达北翔团队迅速对莱特曼公司的维权需求做出响应,在初步分析得出侵权结论后,经过线上检索和实地调查,查明该产品系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哥特斯公司生产和销售,主要通过各国本地的经销商渠道向国外发货。

本案的侵权对比结论较为清晰肯定,但被告的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不通过任何电商平台进行网络销售),侵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规模也很难认定。如果通过传统的取证方式如公证购买,并请求法院酌定侵权赔偿,考虑到本案侵权产品的单价不高(400元人民币左右)、被告经营规模较小(哥特斯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人民币)等因素,法院的判赔通常不会超过30万元人民币,而这将无法达到原告的诉讼目的。为了争取较高的判赔金额,以震慑其他厂商的侵权行为,万慧达北翔办案团队决定采取实地公证购买和行政投诉查处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侵权证据,以坐实哥特斯公司的侵权行为和实际规模。在随后的公证购买过程中,公证员将购买过程全程录音并制作为公证书附件,该录音证据显示,哥特斯公司销售人员对侵权产品的生产持续时间、销售地域和规模等关键情节做出了自认和描述;在行政查处过程中,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侵权产品库存、出货和入库记录等信息进行了现场勘验和记录,执法检查过程中哥特斯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显示该侵权产品系哥特斯公司委托工厂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东莞逸昊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昊公司”)生产加工。

2017年8月,莱特曼公司正式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要求哥特斯公司和逸昊公司承担连带侵权责任,立即停止侵权并向莱特曼公司赔偿150万元人民币。2017年11月8日至9日,历经两天的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莱特曼公司提交了多份证据材料以证明哥特斯公司侵权行为规模较大,持续时间长,且侵权行为仍在继续,造成莱特曼公司损失巨大。哥特斯公司和逸昊公司分别委托代理律师参与了本案审理,向法庭提交了大量证据,矢口否认该侵权产品来源、其侵权行为和生产经营规模,主张涉案专利方案为现有技术,并向专利复审委提起本案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意图逃脱法律的惩处。哥特斯公司甚至拒不承认其实际经营地址,并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临时提交声明对逸昊公司进行担保。对于被告提交的不实证据和狡辩,原告律师坚决且有理有据地予以反驳,充分显示出两被告的言行缺乏基本诚信。

最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7)粤03民初1954号民事判决书,虽然被告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查清,但综合被告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被告持续侵权、被告侵权获利、权利人维权成本等因素,判令哥特斯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莱特曼公司损失和合理费用120万元人民币

短评:

一直以来,在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中,许多中小型侵权者会令专利权利人头疼不已。他们的侵权主体分散,侵权行为隐蔽,侵权规模较小,侵权获利难以查清,因而导致法院的判赔金额很低。种种因素都让原告容易产生“大炮轰蚊子”的想法。在接受客户委托后,万慧达北翔团队制定并执行了合理可行的诉讼策略,进行了细致的前期调查和证据准备,给法院认定被告侵权和判定侵权赔偿数额提供了足够的理据,最终诉讼请求获得法庭支持。万慧达北翔律师在本案的侵权证据固定和赔偿金额主张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尝试,探索了惩罚性赔偿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的应用,对同类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案件主要的亮点包括:

1. 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中运用诚实信用原则

在类似案件中,一些侵权者有多个“马甲”和经营场所,经常利用侵权主体混同的问题百般抵赖其侵权行为,甚至否认公证书和行政查处档案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在本案的证据质证和法庭辩论环节中,原告律师抓住对方证据和答辩理由中的疑点,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坚决予以反驳,最终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被告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这在专利侵权案件中极为罕见。

2. 综合使用多种手段尽力举证

除了在被告经营场所公证购买取证,原告还利用公证购买获得的初步线索向当地知识产权主管机关投诉,通过随后的查处行动获取部分侵权产品生产、库存证据并进一步扎实了被告的侵权行为证据;制作时间戳文件证明被告在被查处后仍然继续侵权行为;对主要网络销售平台相关网页截屏,以证明侵权产品售价与原告产品售价相差甚远等等。以上多个手段的实施足以向法庭表明我方已经尽力举证,被告拒不提供相关资料和数据已经构成了举证妨碍,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3. 从多个角度主张合理的侵权赔偿

虽然原告被侵权所遭受的损失,以及被告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均难以确认,但原告结合专利在产品中的价值、侵权持续时间和规模、被告在公证购买过程中自认的销售范围和数额、被告侵权的恶意、正品与侵权产品差价、维权工作量和成本等多方面理由主张索赔金额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请求法院酌情判定赔偿金额,从而在最大程度上赢得了法院支持。

专利侵权诉讼中,原告被侵权的损失或是被告侵权的获利往往难以全部查清。本案中不论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应用,还是被告侵权情节的举证和主张,目的都是在于证明被告的侵权行为存在一定的恶意,推定被告的侵权规模或获利不仅仅是当前能够查明的数额,从而支持原告的赔偿金额主张。深圳中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对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日最新发布的(法[2018]1号)文件《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第四条提出的“建立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精神的坚决贯彻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