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1日,杭州中院就“五洋债”欺诈发行案作出一审裁判,判决各参与机构均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德邦证券、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投资者的全部债务本息(约7.47亿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大公评级在债务本息10%的范围内(约7500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 锦天成律师事务所在债务本息5%的范围内(约3700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该判决目前仍在上诉期内,尚未生效,据悉,相关当事方拟提起上诉。

目前国内债券市场上主要的公司信用类债券,分为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三类(以下统称为“公司债券”),主管机构分别为证监会(及交易所)、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及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形成了债券市场多头监管、多龙治水的复杂格局。

为了统一各类债券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最高院2020年7月15日发布《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为“《纪要》”)。《纪要》适用于因各类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交易所引发的合同、侵权和破产民商事案件,对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债券承销机构以及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债券服务机构进一步把握自身的法律责任边界、明确信息披露和注意义务的程度与范围,亦具有重要价值。

  • 债券承销机构

​发行公司债券应根据相应主管机构的要求,聘请符合资质要求的机构进行承销。

区分特别注意义务、普通注意义务

《证券法》规定了承销机构的连带赔偿责任。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五条,对于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纪要》进一步明确了承销机构的法律责任:债券承销机构对专业相关的业务事项未履行特别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未履行普通注意义务的,应当判令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债券承销机构的注意义务区分为特别注意义务和普通注意义务,结合《纪要》第三十条列举的免责抗辩情形,承销机构履行其注意义务应做到:

  1. 特别注意义务:对发行文件、信息披露文件中没有债券服务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需要履行特别注意义务,进行尽职调查,并作出独立判断,直至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部分信息披露内容与真实情况相符;
  2. 普通注意义务:对发行文件、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债券服务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需履行普通注意义务,在履行了审慎核查和必要的调查、复核工作的基础上,排除了原先的合理怀疑或予以充分揭示

在“五洋债”之前,已有认定承销机构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法院判例。吉粮收储公司非公开发行2014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14吉粮债”)案件中,法院认为广州证券对于吉粮收储公司的对外担保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担保人吉粮集团的股权结构完全听信吉粮收储公司以及吉粮集团的陈述,作为“14吉粮债”的承销商未完成核查义务,依据证券法第六十九条(即新证券法85条)的规定,应对发行人吉粮收储公司给投资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后各方就此达成调解协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吉民终458号《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原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粮食集团收储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 债券服务机构

《证券法》规定了债券服务机构的连带赔偿责任。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出具审计报告及其他鉴证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应当勤勉尽责,其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纪要》对于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所等债券服务机构的过错认定与责任范围作出了详细规定:

  1. 过错认定:对于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足以影响投资人对发行人偿付能力判断的,如果债券服务机构不能证明其已经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等规定的勤勉义务谨慎执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存在过错;
  2. 责任范围:债券服务机构的注意义务和应负责任范围,限于各自的工作范围和专业领域,法院应考量其是否尽到勤勉尽责义务、区分故意和过失等不同情况,分别确定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以“五洋债”为例,杭州中院综合考量评级机构、律所的过错责任大小和对投资人投资决策的影响等因素,酌情确定评级机构、律所的分别在10%和5%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体现了法院依据具体个案情况确定债券服务机构所应负责任的范围的自由裁量权。

  • 过错认定不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书为前提

《纪要》对目前司法实践的另一项重要修改是,明确欺诈发行、虚假陈述案件的过错认定不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书为前提。

本次《纪要》发布之前,实践中法院通常将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判文书作为虚假陈述证券纠纷民事责任案件的立案前提。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2003年),投资人提起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诉讼,需提交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

《纪要》第九条规定,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人以债券持有人、债券投资者主张的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行为未经有关机关行政处罚或者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为由请求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此,法院进一步厘清了法律责任和行政处罚的关系,法律责任应区分于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承担并不以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为前提,为保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减少障碍和限制。

 

  • 《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的发布统一了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各类公司信用类债券的裁判规则,是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同时,《纪要》给债券承销机构和债券服务机构等参与机构敲响了警钟,强调了落实尽职调查程序并留存详尽底稿的重要性,并在《证券法》的基础上,对参与机构的勤勉尽责义务、过错认定、免责抗辩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了法院关于参与机构承担法律责任和责任范围的裁判规则,有利于我国债券市场的规范运行、健康发展。

如杭州中院在“五洋债”判决书中所说,“让破坏者付出破坏的代价,让装睡的‘看门人’不敢装睡,是司法审判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基本态度”。“五洋债”自2017年暴雷至今,受到监管机构、债券市场的广泛关注,更是首批适用代表人诉讼制度审理证券纠纷的代表性判例,对债券市场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