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立博芝华士商标侵权案件中涉诉侵权红酒瓶身及其外包装上均标明灌装者为“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经工商信息查询,“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这一主体并不存在,而涉诉侵权产品包装上的产品条形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均指向本案被告柳河山庄。二者企业名称在所属行业部分有一字之差,且被告柳河山庄抗辩涉诉侵权红酒上标注的企业名称为他人冒用。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当事人及代理人应当如何通过合理举证以建立两个企业名称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焦点问题评析

本案中由于柳河山庄在庭审过程中一味否认其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而在案证据又没有直接明确显示柳河山庄为涉案侵权产品灌装商的证据,导致芝华士公司维权难度极大,在一审、二审、再审过程中,案件争议焦点主要围绕在柳河山庄是否为本案被控侵权产品的灌装商上。

代理人通过全面细致的调查取证,穷尽其举证手段,形成完整证据链条,从而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最终得到深圳中院(一审)、广东高院(二审)、最高院(再审)的支持。

1、罐装商企业名称同柳河山庄一字之差,但被控侵权商品上使用的厂商识别代码、产品条形码、生产许可证编号、地址及经营范围等直指柳河山庄。

涉诉侵权红酒的背贴标签中标注“蘇格蘭芝華士葡萄酒業香港立博公司授权委托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灌装”这一信息,柳河山庄企业名称(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与涉诉侵权商品上所写灌装商企业名称有一字之差,柳河山庄因此极力否认其侵权事实且一味狡辩。

《酒类流通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法》、《食品标签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对食品类产品追踪制度进行了规定。在涉诉侵权红酒的瓶身及外包装之上载明的产品条形码6943834301001和6943834300141(组成方式:厂商识别码69438343+后缀编码)均为柳河山庄所有,上述厂商识别代码和产品条形码均指向柳河山庄。生产许可证编号与生产加工企业呈一一对应关系,被控侵权商品上的生产许可证编号QS130315020709系柳河山庄所有,该事实有在生产许可证编号查询网站的查询页面及公证材料予以证实,柳河山庄亦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涉诉侵权红酒上所标地址为“河北盧龍縣田莊鎮”,该地址与柳河山庄经营地址一致。此外,柳河山庄公司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网络宣传均显示其经营范围包括葡萄酒及果酒(原酒、加工灌装),灌装红酒属于其业务范围。

虽然柳河山庄企业名称与涉诉侵权红酒上所写企业名称有一字之差,但是二者的行政区划均为“秦皇岛”,企业字号均为“柳河山庄”,经营范围相同,企业组织形式一致。并且,工商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显示,“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这一主体并不存在。由此可初步认定,在涉诉侵权红酒上使用“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系柳河山庄为逃避法律责任恶意不规范使用企业名称的行为,柳河山庄为涉诉侵权红酒的灌装者。

2、柳河山庄其他不规范使用企业名称的行为早有端倪,增强法官内心确信,为本案提供佐证

卢龙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出具的卢(委)字(2009)第131号检验报告载明,样品名称为“立博芝华士”,委检单位为“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送样者为“胡庆海”。卢龙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肩负政府公共职能,对本地区送检单位理应十分熟悉,假如部分不法分子冒用柳河山庄企业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条形码等对其产品进行送检,肯定会引起该单位警觉,然而该检验所并未对送检单位的合法性提出任何异议反而直接出具检验报告,可见其对送检单位合法性的默许,对柳河山庄不规范使用企业名称行为的默许。由此可以推定,“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直接且唯一指向柳河山庄。

2010年“美奥芝华士”查处案件相关证据证实,侵权商品名称为“美奥芝华士”,灌装商名称为“河北柳河山庄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此外,成都武侯工商局对侵权商品查处时,经销商出具柳河山庄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生产许可证复印件、质检证明等,以说明侵权产品的来源,上述复印件也均指向柳河山庄。并且,上述证件材料只能通过复制原件得来,无法从公共渠道取得,故必然是由柳河山庄向侵权经销商提供所得。在该案中,柳河山庄也同样对其企业名称进行了恶意变形使用,可见其恶意逃避法律责任的意图早有端倪。上述证据也进一步增强了法官的内心确信。

3、柳河山庄未对其主张提供证据,怠于维权不符常理

在案件庭审过程中,柳河山庄主张其企业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条形码等为他人冒用,但并未提供证据支持。并且,柳河山庄作为当地龙头企业,经营范围较广,倘若山东、广州、四川等地区大范围出现冒名行为,柳河山庄应当有所察觉并积极采取合理适当的维权措施,然而在2011年一审开庭至2016年1月二审开庭长达5年的时间内,却未见其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他人冒用行为,也未见其实施任何举报、投诉、查处等合理维权措施,这显然有悖常理,也从侧面证实柳河山庄即为涉诉侵权红酒所标灌装商,进一步增强芝华士公司证据的说服力。

通过工商举报、公证购买、到法院起诉、在柳河山庄恶意否认情况下对已提供的柳河山庄许可证编码、域名所有人、厂商识别码等信息以公证形式提交等方式,芝华士公司完成己方全部举证责任,证明柳河山庄为涉诉侵权红酒的灌装者的完整证据链至此形成,且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获得一审、二审及再审法院的支持。反观柳河山庄,其并未就其主张进行举证,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4、注重细节,抓住对方抗辩失误,影响法官内心确信

在再审庭审中,我们收获了柳河山庄代理人送的一个小小的彩蛋,这更加增强了法官对整个案件的内心确信。

在本案一审程序中,芝华士公司为确认“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与“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为同一主体,曾向深圳市中院申请调查取证,请求法院向卢龙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调取其出具的卢(委)字(2009)第131号检验报告的档案材料,该监督所给深圳中院回函表示,卢(委)字(2009)第131号检验报告为“秦皇岛柳河山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申请作出,但未提供任何申请材料的复制件。到这里,不难看出,这份报告并不能达到芝华士公司的证明效果,对芝华士公司来说并不是一份有利证据,故在本案二审中,代理人并没有再提及该份证据相关内容。

而在再审程序中,柳河山庄代理人却提供了一份证据,是其申请卢龙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出具的与之前调查取证回复函相左的说明,证明卢(委)字(2009)第131号检验报告并非该所出具。芝华士公司立即做出回应,并提供了一审的阅卷材料及庭审笔录,用以说明柳河山庄本次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存疑,同一个检验所针对同一个事实分别向深圳中院和柳河山庄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答复。在法官询问下柳河山庄代理人仍旧无法对该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对于该事实,其实在一、二审程序中均没有作为定案依据,但正是因为柳河山庄急于摆脱嫌疑,加之其对本案一、二审了解不全面,没有进行易被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阅卷工作,致使庭审中出现重大失误,影响了法官对其内心确信。

5、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由于知识产权专有性和无形性的特征,给侵权带来了巨大的隐秘性,加之多数侵权人手段“高明”或司法、行政等机关对于证据要求严苛,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被侵权人的举证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第二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真务实 锐意进取 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知识产权审判制度》中指出,“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审判机制……认真落实司法为民措施,依法加强诉讼指导和诉讼释明,普遍编制知识��权诉讼指南,全面实行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和诉讼风险提示,积极探索举证指导和判后答疑,加大司法救助力度。”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逐步加大,知识产权法治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不断健全,无论从司法还是行政层面,均给权利人提供了更大的维权空间。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由此明确了民事诉讼“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客观事实”也称为“事实真实”,是民事诉讼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目标的体现。民事审判要求法官审理案件既要符合客观事实又要符合法律规定,达到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统一,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客观真实毕竟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在许多情况下,法官审判案件只能追求或者达到相对的法律真实。

《证据规定》(2001)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理论界和学术界均认为,该条款是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认定,但是因为立法技术等原因,有人认为该条款表明我国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1],有人认为该条是对优势证据标准的认定[2]。高度盖然性标准亦或优势证据标准均是对“客观事实”标准的补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在《在讨论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座谈会上的讲话-做好司法解释工作,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亦指出,优势证据原则是指“在双方当事人都举出了一定证据时,就需要对哪一方所举证据更充分、更具体、更有证明力作出判断,并以此为依据来认定所证事实的可信程度,最终作出裁决。适用这一原则所作出的裁决,可能只是法律上的真实,达到使人合理相信的程度,而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即事实真实。”在民事诉讼中适用优势证据,不仅有利于法官作出相对公正的裁判,同时也符合诉讼规律,有利于防止案件久拖不决,提高民事诉讼效益。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第二次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真务实 锐意进取 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知识产权审判制度》中的讲话精神,可知,在知识产权审判业务中应当酌情使用、善用优势证据标准,全面、客观地审核案件相关证据,充分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有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力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按照高度盖然性认定有关证据的证明力。

由此可知,律师在庭审辩论环节,既要统筹案件全局又要注重细节论述,充分利用优势证据原则,从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着手,合理运用证据影响法官内心确信。芝华士公司维权经历或许能为如何在商标侵权案件适用优势证据原则提供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