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刘炯、汤旻利、周友新

2017年8月,一份出自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裁决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详情请参见我们的文章《谁说了算——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最新仲裁规则下之快速程序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同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裁定部分拒绝执行一份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裁决。现该裁定已经公布,本文就这一案件加以评析并附实务提示。

一、事实背景[1]

2005年12月26日,申请人Bright Morning Limited 公司(下称“BM公司”)和被申请人宜兴乐祺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乐祺公司”)签订了《关于设立新乐祺公司之斜纹布生产合资合同》(下称“《斜纹布合资合同》”),据此设立了合资公司宜兴新乐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下称“合资公司”)。

该合同第20条“管辖法律”约定,合同下的争议解决均应受中国法律管辖。第21.2条“仲裁”约定,仲裁应受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管理在新加坡进行。

其后,乐祺公司与BM公司就合资公司事宜发生争议。2011年11月14日,BM公司将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BM公司请求仲裁庭作出如下裁决:

  1. 裁定被申请人支付因其违约和其他不当行为对申请人造成的金钱损害赔偿;
  2. 裁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其因非法侵占和非法强占申请人在合资公司的利益造成的金钱损害赔偿;
  3. 命令被申请人偿还合资公司被侵占、或在无公平对价作为交换的情况下以其他方式转移出合资公司的所有资金和资产,且命令被申请人、其主要负责人和关联方交出从此等不正当行为中获取的全部利润;
  4. 禁止被申请人采取任何违反《斜纹布合资合同》的进一步行动;
  5. 命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产生的与本仲裁有关的所有法律费用、仲裁员费用、管理费和其他成本与开销;
  6. 命令被申请人支付上述所有金钱损害赔偿的合理利息损失;
  7. 作出在此等情形下仲裁庭可能认为公正与适当的其他救济。

被申请人乐祺公司就BM公司的主张,要求仲裁庭应宣告:

  1. 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主张;且
  2. 《斜纹布合资合同》和相关合同已于2008年9月16日或(作为替代)本裁决作出之日终止。

乐祺公司同时提出反请求:

  1. 申请人应支付被申请人因申请人违约而遭受的损失,金额介于USD29,200,000至USD36,400,000之间;
  2. 申请人应支付被申请人所有法律费用和本次仲裁费用,包括新仲费用、仲裁员费用、直接成本和任何形式的其他所有成本、费用和开销;
  3. 就裁定被申请人所获得的任何金钱救济和/或费用,申请人应以仲裁庭认为合适的利率和在仲裁庭认为合适的期间支付利息;
  4. 仲裁庭可能认为合适的任何其他救济、命令或宣告。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于2013年对本案作出了部分裁决,并于2015年作出了最终裁决:

  1. 乐祺集团公司违反了《斜纹布合资合同》;
  2. 受第(4)项的限制,《斜纹布合资合同》终止;
  3. 乐祺公司应向BM公司支付总计USD38,400,000,作为损害赔偿金;
  4. 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的14日内,乐祺公司应向BM公司支付损害赔偿金USD38,400,000。当乐祺公司全数支付后,及有书面确认该赔偿已汇入BM公司指定的位于中国以外(除香港外)的银行后,《斜纹布合资合同》应立即终止,且BM公司
    1. 应被禁止主张其对合资公司享有的任何权利(不论何种权利),包括其在《斜纹布合资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且(
    2. 应作出乐祺集团公司就BM公司在合资公司中所剩余的股权所合理要求的任何行动(包括,如乐祺集团公司如是要求,将该等股权无偿转让给乐祺集团公司或乐祺集团公司选定的第三方)。为避免歧义,乐祺公司支付前述金钱款项的义务是绝对和无条件的且不取决于其他任何事件、事实或情况;
  5. 仲裁庭认定乐祺公司应负担全部仲裁费用;
  6. 就法律和专家费用、实际支付开支和垫付费用,BM公司有权从乐祺公司处获得全部上述费用。

最终裁决作出后,乐祺公司未履行付款义务。BM公司遂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最终裁决。

二、争议焦点

本案系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新加坡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案件。由于我国和新加坡均为《纽约公约》的成员国,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83条的规定,对本案的审查应当适用该公约的相关规定。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仲裁裁决是否具��《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丁)项、第二款(甲)项、(乙)项所规定的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

1、涉案最终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丙)项规定的情形

该项规定,当裁决内容超出当事人仲裁请求时,执行地主管机关可拒绝执行。但是,如超裁部分可与未超裁部分划分时,未超裁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

双方争议在于涉案最终裁决下的1、2、3、4项是否超裁。

2涉案最终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情形

该项规定仲裁庭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当事人约定不符时,执行地主管机关可拒绝承认与执行案涉裁决。

乐祺公司主张仲裁庭的组成违反仲裁规则,仲裁庭不具备中立性、独立性: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指定杨炎龙仲裁员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曾经代理BM公司股东Galey集团;Galey集团与宝丽来公司都是一家简称为PP公司的子公司,在宝丽来公司与一家叫RCM公司之间的诉讼中,杨炎龙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代理了RCM公司。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指定的Smith仲裁员亦存在不实披露的情形:根据Smith先生的披露在1995-2011年间其曾任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副总裁和法律总顾问。在任职期间,MWE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而本案BM公司委托的律师事务所也是MWE律师事务所,但Smith却披露其本人与该律师事务所代理的事务没有关联。

3、涉案最终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甲)项规定的情形

该项规定依执行地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仲裁的,执行地主管机关可拒绝承认与执行案涉裁决。

4、涉案最终裁决是否具有《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情形

该项规定如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有违执行地国公共政策,执行地主管机关可拒绝承认与执行案涉裁决。

三、法院裁判

1、涉案最终裁决是否具有超裁情形

法院认为,涉案最终裁决第13项并未超裁。理由是:

虽然BM公司未明确提出确认乐祺公司违反合同这一仲裁请求,但根据BM公司的第1项仲裁请求,确认违约是其后论及金钱损害赔偿赔偿的前提条件,故仲裁裁决第1项未超出双方当事人交付仲裁的范围。

最终裁决第3项的裁决的金额虽然超出了BM公司的仲裁请求,但不论仲裁庭自由裁量的依据正确与否,其处理的仍然是BM公司与乐祺公司间关于案涉合同的违约及赔偿事宜,并未涉及其他合同或案外人,故未超裁。

法院认为最终裁决第24项具有超裁情形,故不能被承认和执行。理由是:

最终裁决第2项的内容为“受第4项的限制,《斜纹布合资合同》终止”,因此第2、4项裁决内容具有关联性。而第4项是禁止BM公司主张其在斜纹布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并在乐祺集团公司请求时转让其股权。对此法院认为:

首先,股东权利是基于公司法律制度而产生的法定权利,并非约定权利。BM公司与乐祺集团公司约定提交仲裁解决的争议是与合资合同履行、违约、终止等相关的争议或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即仲裁庭解决的争议仅限于合资双方围绕合资合同发生的争议,而不能将其管辖延伸至合资公司本身。

其次,BM公司与乐祺公司在仲裁请求与反请求中均未提出有关BM公司在合资公司的股权问题,在仲裁过程中亦未有任何一方提及股权限制及转让。双方的请求及反请求均针对损害赔偿金、违约及违约造成的法律后果。因此,仲裁庭虽本着平衡双方利益、避免BM公司获取所谓“双倍赔偿”,而主动干预BM公司在合资公司的股东权利,但该部分裁决超出了仲裁请求,属于超裁。

至于超裁部分与其他裁项是否可分的问题。法院认为:

虽然,裁决正文在说理过程中将违约损害赔偿与股东权利的限制联系起来,但从裁决主文看,并未反映出第2、4项与第1、3项具有不可分性。第3项作为单独一项裁决,是对乐祺公司因违约所应承担损害赔偿金额的确定。而且,仲裁庭对裁决理由的分析和阐述,涉及案件的实体问题,不属于《纽约公约》规定的审查内容,因此,裁决第2、4项与第1、3项具有可分性。

裁决第5、6项涉及仲裁费及其他费用的分担问题,亦可与超裁的第2、4项进行划分。

故此,裁决第2、4项与未超裁事项可分,应部分不予承认与执行。

2、仲裁庭的组成是否与仲裁规则不符

法院认为,乐祺集团公司主张仲裁庭的组成与仲裁规则不符,应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其举证的证据并不能证实杨炎龙、Smith先生具有未披露、披露不实的情形。

其次,仅凭杨炎龙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曾在另一起诉讼中代理Galey集团、Smith先生曾担任副总裁及法律总顾问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涉案仲裁中代理BM公司的MWE律师事务所有长期业务关系,即认定两仲裁员缺乏中立性或独立性,依据不足。

再次,乐祺公司还主张上述两仲裁员违反《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IBA Guidelines 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以下称“《冲突指引》”)规定的披露义务,且不论两仲裁员是否确实有《冲突指引》规定必须披露的情形,但是《冲突指引》并非强制性法律规范,违反《冲突指引》也不必然违反“仲裁规则”。

最后,乐祺公司提出的仲裁庭违反仲裁规则的各种情形,其在仲裁程序中已全部向仲裁庭提出异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也已经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了审查,最终作出了仲裁庭组成的决定。

因此,乐祺公司基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的抗辩不予采纳。

3、案涉争议事项是否系不能仲裁事项

法院认为,虽然乐祺公司提出此点答辩意见,但在举证及辩论过程中均未提及此情形,故不予采纳。

4、承认与执行案涉仲裁裁决是否有违我国公共政策

法院认为乐祺公司在该项主张下的几点抗辩理由仍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乐祺公司主张仲裁过程中对我国法律的适用存在偏差,但该类偏差实质影响的仅是赔偿金额,并不构成对我国公共政策的违反。

四、案例评析

1、提交仲裁申请时应明确请求事项

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的请求事项不存在模糊之处,而是仲裁庭本身存在超裁。而从当事人角度,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仲裁申请人,在提交自身请求事项的时候需要考虑是否足够具体明确(同理,被申请人提交反请求时也应明确具体事项)。由于仲裁庭的管辖权来自当事人的授权,如果申请人自身提交的仲裁请求本就模糊,则存在两个风险:

首先,仲裁庭据此作出内容不明确的裁决,在执行阶段有被法院驳回的可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63条要求申请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当给付内容明确;最高法院最新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3条即明确当仲裁裁决或者仲裁调解书执行内容不明确导致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其次,即使仲裁庭作出内容非常明确的裁决,在执行阶段仍旧存在被执行人主张仲裁庭的裁决超出其管辖权,而据此申请不予执行的可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款第2项“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故而,申请人在提交仲裁申请时应确保请求的明确性。

2、仲裁庭就当事人提交的请求金额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本案中,仲裁庭确定的赔偿金额超过了申请人所请求的金额,然而法院并未认为此种超额属于超裁。对此,法院认为仲裁庭对赔偿金额的确定仍旧属于处理当事人之间关于违约的赔偿事宜,仍旧在当事人的请求范围内。

实际上,仲裁庭对赔偿金额进行自由裁量也是在仲裁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情形。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形:当事人未提交明确的请求金额,仲裁庭由此自由裁量;以及,仲裁庭最终确认的金额与当事人请求金额不同(如,超越所请求金额的范围)。

对于第一种情况,一般不存在是否超裁的异议。超裁的质疑往往针对第二种情况(特别是仲裁庭自由裁量的金额超越当事人请求的金额范围)。笔者也曾与国际仲裁领域的资深仲裁员探讨过这一问题,获得的反馈是实践中由于违约赔偿都是当事人的一般性仲裁请求,故而在确认金额时,即使与仅针对金额的具体性仲裁请求不一致,却仍旧属于一般性的违约赔偿请求项下。故而,一般该种自由裁量不属于超裁。

上述观点与我国法院的观点相一致(考虑到我国对于涉外仲裁裁决的拒绝承认与执行施行由下级法院逐级报告到最高法院的层报制度,故而本案中法院的态度可理解为体现出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

对此,当事人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应当尽可能明确请求金额,以免仲裁庭在未有任何范围参考的时候作出令双方当事人都不满意的裁决。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依赖所提出的请求金额,还是应当积极准备相应证据材料,通过有说服力的论辩来引导仲裁庭针对金额作出正确的裁决。

3、软法在国际仲裁中的作用与地位

本案中,针对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规则,当事人举证了国际律师协会制定的《冲突指引》,并以此抗辩组庭违反仲裁规则。该类非强制性规范一般被认为是软法。

裁判法院认为该指引并非强制性规范,即使违反该指引,也并不必然违反仲裁规则。巧合的是,我国法院的该观点与英国法院的观点相似。2016年,在 W Ltd v M SDN BHD [2016] EWHC 422 (Comm)一案中,案涉仲裁案件中仲裁员的选任也违反了《冲突指引》,但英国高院认为《冲突指引》存在缺点,不应被认为是正确的(“there are weaknesses in the 2014 IBA Guidelinesdo not, with respect, think they can yet be correct.  ”)。该案判决一出,在国际仲裁领域引起轩然大波,也提示我们认真思考软法在国际仲裁中的效力问题。

除前述《冲突指引》外,国际仲裁领域还有许多软法,比如:《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取证规则》(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中当事人代表行为规范指引》(IBA Guidelines on Party Repres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安排仲裁程序的说明》(UNCITRAL Notes on Organizing Arbitral Proceedings)、《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系列指引》(CIArb Guidelines)。

鉴于不同国家的法院都对软法的效力提出了质疑,这也为当事人敲响了警钟:某些重要的程序性问题不能仅仅依赖软法,还是应当明确的在仲裁协议及程序中通过双方明确约定的形式固定下来、变成有强制性的“仲裁规则”。由此,当这些规则被违反时,当事人才能确保其可依据《纽约公约》成功申请拒绝承认与执行所涉仲裁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