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刑诉法修改了哪些?

辩护工作出现了哪些新的信号?

本文尝试探讨修法背景下辩护工作开展的新方向。

刑诉法修改,改了哪些方面?

本次刑诉法修正案共26条,主要方向包括:

1. 完善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

由于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对职务犯罪的调查权,本次修改删去了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等案件行使侦查权的规定,保留人民检察院在特定情形下对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渎职犯罪的侦查权。同时,还对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的衔接作出规定。

2.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增加速裁程序

将认罪认罚从宽写入基本原则,并对程序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定,例如辩护人意见的听取和记录、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提出和采纳等。此外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可以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

另外,在第三编第二章增加第四节“速裁程序”,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并在送达期限、法庭审理程序、办案期限、程序转化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

3. 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设缺席审判程序作为第三章,规定对于被告人无法出庭的三类情形(被告人在境外、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被告人死亡),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适用缺席审判。同时就案件管辖、文书送达、律师辩护等内容作出相应规定。

4. 提高死缓核准死刑的条件

死缓期间故意犯罪的,由一律执行死刑修改为:

  • 故意犯罪情节恶劣,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的,由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 不执行死刑的,死缓期间重新计算。

5. 完善程序方面的其他规定

本次刑诉法修改还完善了一些细节问题,例如增加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或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的规定;完善“侦查”的定义;赋予中国海警局刑事侦查权等。

刑事辩护工作不可忽视的五点信号

1. 职务犯罪调查期间会见尽管存在困难,但辩护工作不容懈怠

本次刑诉法修改,虽然为协调监察法实施删去了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权,但未将监察委办理的刑事案件明确纳入刑事诉讼法范畴。第三十九条(修改前第三十七条)的律师申请会见条款中删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但并非此类案件的会见不再需要事先申请,而是由于该类案件已由监察委管辖,是否允许会见可能有赖于监察法的相关规定。因此,监察委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被调查人是否有权委托辩护律师、律师在调查期间是否有权介入,尚缺乏明确法律依据。

首先,我们理解,对于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刑事案件,仍然适用《刑事诉讼法》,因而犯罪嫌疑人依然有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也依然有权根据相关条款要求会见并开展辩护工作。

其次,在监察委办理的案件中,即使律师在调查阶段会见存在一定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无法获得法律帮助;相反,由于会见工作客观上延后,律师在调查阶段及时开展其他工作,显得更为重要。在监察委调查阶段,当事人或其近亲属仍有可能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例如

  • 就涉案财物处置问题提出法律意见;
  • 针对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侵犯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协助被调查人或其近亲属提出申诉、申请复查;
  • 协助收集和提交有助于证明被调查人无罪或罪轻、或违法违规程度较低或没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材料;
  • 为审查起诉阶段做准备,确保辩护工作在审查起诉阶段尽快顺利开展。

2. 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提高诉讼效率、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要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胁迫或受利诱的情况下,做出与其真实意思或合法权益相悖的“认罪认罚”。

首先,辩护人应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情权,即要让其对认罪认罚的含义、意义和后果有自主性的认识,充分保证其在诉讼程序中所做决定都出于其真实意愿的程序公平。

其次,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辩护人还应注重与被害人一方进行充分沟通。在当事人授权的前提下,利用自身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与被害方友好沟通,参与出具谅解书、达成和解协议、赔偿金支付等事宜的协调,最大程度争取被告人在定罪量刑中的实体公平。

3. 关注当事人可能构成立功的事实,积极争取不起诉

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对部分事实不起诉。因此,辩护人应重视审查当事人可能构成立功的事实,结合立功认定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实践案例,从专业角度协助收集相关线索和证据材料,并发表法律论证意见,为当事人争取不起诉的空间。

同时,辩护人也应当恪守职业道德,严防为当事人传递立功线索制造“假立功”。对当事人而言,在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有明确规定。对律师而言,如果违规传递立功线索,不仅严重违反执业规范,还可能涉嫌行贿、包庇等违法犯罪行为。

4. 缺席审判程序中辩护人作用更加凸显

缺席审判程序中,由于被告人本人不能在审判阶段进行自我辩护,如果辩护人缺位,则在程序上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较难得到保障。因此,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同时也规定,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委托辩护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提供辩护。我们理解,在缺席审判案件中,律师有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查阅案卷,就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发表法律意见,积极、有效行使辩护权;
  • 关注缺席审判程序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关系,就程序适用提出法律意见,合理合法维护当事人权益;
  • 关注缺席审判制度对于案件纠错的作用,在被告人死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中,依法开展辩护工作。

5. 死缓核准死刑案件辩护空间增大

如前文介绍,今后死缓核准死刑的条件更加严格。我们理解,基于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对于核准执行死刑的被告人,其死缓期间的故意犯罪是否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也应当依据更加严格和谨慎的标准,而不宜以一般犯罪意义上的“情节恶劣”作为标准。因此,在死缓核准死刑案件中,辩护律师应重视和把握这一变化,除就基本犯罪事实进行辩护之外,还应研究和掌握关于“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切实履行辩护职责,保障当事人权利。

本次刑诉法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刑事诉讼相关程序制度,体现了国家在依法惩治犯罪、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进步。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在保持对法律修改的敏感性的同时,也应认真思考和研究法律制度的具体运用和实施,在工作中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共同发挥制度价值,彰显法律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