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提高

2016年1月10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建院两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2016年典型案例,共八大类62案。其中,在“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类”中,笔者选取了三件极具代表性的案例,简要分析其中折射出的我国司法层面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大幅提升侵权赔偿数额及支持赔偿诉讼合理支出的请求、证据妨碍制度在侵权赔偿数额事实认定中发挥关键作用,及以典型先例方式统一司法尺度、明确司法标准。

1、大幅提升侵权赔偿数额及支持赔偿诉讼合理支出的请求

典型案例: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诉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案【(2015)京知民初字第41号】

  • 案情简介

原告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与被告恒宝股份有限公司均生产应用于金融领域的智能密码钥匙产品(即USB Key)。原告对ZL200510105502.1“一种物理认证方法及一种电子装置”发明专利享有专利权。原告发现,由被告制造、并向全国几十家银行销售的多款USB Key产品以及被告使用该侵权产品进行网上银行转账交易时使用的物理认证方法均落入了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原告于2015年2月26日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原告济损失4900万元,以及诉讼合理支出100万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理后最终判定被告使用的被诉侵权方法和制造、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落入了原告发明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构成对原告专利权的侵犯,并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900万元以及诉讼合理支出100万元。

  • 裁判要旨

以被诉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乘以每件专利产品合理利润的方法计算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鉴于被告拒绝提供其销售被控侵权产品获得的利润,可以推定原告提出的合理主张成立;

律师事务所采用的计时收费方式可以作为本案诉讼合理支出部分律师费的计算标准;对于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数额是否合理,应根据案件代理的必要性、案件难易程度、律师的实际付出等因素进行认定。

  • 典型意义

该案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以来作出的最高金额赔偿判决,同时也是法院首次在判决书中以计时收费的方式计算律师费,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的“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提高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上限,探索建立对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精神,大幅提高侵权赔偿数额及支持赔偿诉讼合理支出的请求,有利于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

2、证据妨碍制度在侵权赔偿数额事实认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典型案例:美巢集团股份公司诉北京秀洁新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王晓亮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2015)京知民初字第12号】

  • 案情简介

原告美巢集团股份公司起诉被告北京秀洁新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原告系注册使用在“工业用粘合剂、工业用胶”等商品上“墙锢”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该商标已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在其制造、销售的同类商品上突出使用“秀洁墙锢”、“易康墙锢”、“兴潮墙锢”字样。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责令被告提供证明侵权商品获利相关的证据,但被告拒绝提供。

  • 裁判要旨

“墙锢”文字不属于混凝土界面处理剂商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且被告将上述文字突出使用于外包装桶的显著位置,字体较大,属于商标意义使用,侵犯了原告美巢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

原告已尽到相应的举证责任,法院责令被告提供证明侵权商品获利相关的证据,但被告拒绝提供构成证据妨碍;

法院在原告主张侵权赔偿的考量因素与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能够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依法全额支持了原告诉求,判令被告赔偿1000万元。

  • 典型意义

该案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以来在商标民事侵权案件领域作出的最高判赔金额。该案中,证据妨碍制度在侵权赔偿数额事实认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证据妨碍制度[1]的意义在于减轻权利人的诉累,在侵权人拒绝提供的情况下,基于权利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和查明的案件事实作出对权利人有利的认定,从而有力扭转不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

3、以典型先例方式统一司法尺度、明确司法标准

典型案例:上诉人张炜与上诉人北京书生数字图书馆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2016)京民终字302-305号】

  • 案情简介

北京书生数字图书馆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书生公司”)未经许可通过其经营的“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系统”传播了张炜享有著作权的《古船》等四部涉案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该作品,该行为侵犯了张炜对涉案作品依法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一审法院判决书生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张炜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42,500元。书生公司与张炜均不服上诉。

  • 裁判要旨

除作品的知名度、独创性程度、被告过错程度等因素外,还应充分考虑作品市场价值和行业特点,张炜系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作者及其作品市场评价较高;

数字图书馆行业存在“边侵权边授权”的现象,低标准的赔偿数额将导致侵权行为者因侵权成本低而放弃获得合法授权的经营模式;

《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中的基本稿酬标准是对作品受到侵害之最低保障,由于张炜仅按照每千字300元的基本稿酬主张赔偿数额,予以全额支持,改判书生公司赔偿张炜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95,100元。

  • 典型意义

在以往案件中,经常出现赔偿数额较低的现象。上述案例基于《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中的基本稿酬标准确定了对权利人的赔偿标准,以先例方式统一司法尺度、明确司法标准,从而增强了司法实践中对类似案件的可预见性,同时增加了司法的确定性与可依赖性。

结语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整体呈现出多样性和专业性的发展趋势。在立法层面,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都体现了司法解决机制在经历多年探索之后日趋完善的过程。在司法层面,上述典型案例为有效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树立了全面优化的标准。在实务操作中,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等文件的规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利用纠纷解决途径和各种有利机制,促进我国知识产权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