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简称“CAS”)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一纸新闻稿引起轩然大波。根据公布的新闻稿,某著名游泳运动员因“阻挠反兴奋剂程序”被处以禁赛八年的重罚。该案所涉争议于2018年9月发生,2019年1月由国际游泳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Association,简称“FINA”)反兴奋剂委员会通过听证(下称“一次听证”)认定该运动员未违反有关反兴奋剂规则。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orld Anti-Doping Agency,简称“WADA”)不服该决定向CAS提出上诉,后于2019年11月15日在瑞士蒙特勒举行了该案的听证会(下称“二次听证”)。该案件披露出来的情节较为戏剧化,事件发生后国外媒体和竞争对手的态度以及运动员的应对导致了更多争议,在FINA反兴奋剂委员会一次听证结果支持运动员方诉求的情况下,CAS的二次听证如何走向引起更多人关注。结果一出,众说纷纭,质疑CAS公正性者有之,认为运动员方有过错者有之,甚至还有人认为是翻译或律师的责任。我们并非事件亲历者,无法对案件事实进行评判,但在规则层面还是有很多值得讨论的话题。我们因此基于对FINA和WADA相关规定和报告的研究和理解写就本文,力图从律师的视角通过五个问题理清本案。

事实梳理

要指出的是,由于CAS尚未公布裁决全文,且在一方认为需保密的情况下甚至将不会公布裁决,我们对案件事实的了解将主要依赖于FINA反兴奋剂委员会一次听证后出具的报告(下称“FINA报告”)[1]中的记载,且为更接近事实之目的,我们将不选取有疑点的部分。以下为简要事实梳理:

  1. 国际兴奋剂检测管理公司(International Doping Tests and Management,简称“IDTM”)为FINA(作为兴奋剂检测机构(Testing Authority))授权的样本采集机构(Sample Collection Authority),为FINA提供血样和尿样的样本采集服务。
  2. 2018年9月4日,样本采集团队三位工作人员以IDTM代表的身份至运动员住处,拟对运动员进行赛外血样和尿样的样本采集。三位工作人员包括一名检查官(Doping Control Office, 简称“DCO”),一名血样采集助理(Blood Collection Assistant, 简称“BCA”)及一名检查官助理(Doping Control Assistant, 简称“DCA”)。其中,BCA负责采集血样,DCA负责陪同采集尿样。
  3. 采样进行前,DCO向运动员出具了以下文件:(1) FINA向IDTM出具的指定IDTM为2018年度样本采集机构的授权书(下称“FINA授权书”);(2) IDTM出具的证明其DCO资格的DCO卡;及(3) 身份证明。BCA出具了一份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2]。DCA出具了其身份证明。
  4. 在进行血样采集时,运动员怀疑DCA擅自拍摄了其照片,因此对DCA的身份产生质疑。由于FINA授权书中并无DCO、BCA及DCA的个人信息,仅为FINA向IDTM出具的授权,运动员要求进一步提供DCA的授权文件。DCO告知并无该等授权,并且以DCA已经过适当委派和培训并与有资质的DCO共同工作为由认为无需该等授权。双方因此发生争议,多次交涉未果后运动员以该DCA无恰当授权为由拒绝由其陪同完成尿样采集工作。
  5. 血样采集完成并封存后,运动员的私人医生赶到采集现场,且该私人医生又与其领导沟通了意见,均认为:(1) DCA和BCA均未得到有效授权;且(2) BCA所持有的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不是进行采血所需的有效证照,因此不能进行样本采集工作,已采集的血样不能带走。运动员方最终用锤子破坏了储存血样的容器,血样未被带走。

问题一:运动员的行为是否属于“阻挠反兴奋剂程序”?

根据新闻稿的描述,仲裁庭一致认定运动员违反了国际泳联反兴奋剂规则(FINA Doping Control Rules, 简称“FINA DC”)第2.5条并特别针对破坏血样采集容器的行为提出。FINA DC第2条列举了若干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行为,其中2.5条是“阻挠或企图阻挠任何反兴奋剂程序(Tampering or Attempted Tampering with any part of Doping Control)”,具体指破坏反兴奋剂程序但不属于禁止性手段(Prohibited Methods)的行为。该条进一步对“阻挠(Tampering)”进行了定义,“阻挠行为应包括但不限于故意干扰或企图干扰反兴奋剂检查,向反兴奋剂机构提供虚假信息,或恐吓或企图恐吓潜在证人”[3]。对照该条款的描述,将拒绝提供已采集、封存的血样并破坏血样采集容器的行为认定为“阻挠反兴奋剂程序”确有依据。

此外,从披露的庭审记录看,WADA方还曾主张运动员违反了FINA DC第2.3条。第2.3条指“逃避、拒绝或未提交采集样本(Evading, Refusing or Failing to Submit to Sample Collection)”的行为,具体包括逃避采集样本,或无正当理由拒绝或未在收到FINA DC或其他适用的反兴奋剂规则的授权通知后提交采集样本[4]。从表象上看,运动员未提供尿样的行为落入此范围,但新闻稿中对此只字未提,这是否意味着仲裁庭并未将此认定为违规行为。如未认定为违规,又是否与DCA的授权相关,只能待全文裁决公布后再行讨论。

问题二:禁赛八年的处罚是否过于严厉?

禁赛八年的处罚一出引起热议,不少体育界人士均认为过于严厉,尤其对照其他一些国外游泳运动员在药检呈阳性的情况下被处以禁赛1-2年的处罚,似乎显得更加不公平。然而,对照FINA DC可以看到,该处罚的确是按照规则处理,可能并非刻意针对。根据FINA DC第10.3.1条,对于违反第2.3条或第2.5条的行为,禁赛期应为四年。在未能提交采集样本的情况下,如运动员能够证明并非故意违反反兴奋剂规定,则禁赛期应为两年[5]。因此,对于“阻挠反兴奋剂程序”这一违反FINA DC第2.5条的行为,正常情况下应处以禁赛四年的处罚。

根据CAS的新闻稿,本案中的运动员在2014年6月曾因违反反兴奋剂规则被禁赛,即本次属于十年内第二次违反反兴奋剂规则。根据FINA DC第10.7.5条[6],属“累犯”。FINA DC第10.7条规定了对“累犯”的处罚标准。根据FINA DC第10.7.1条,对运动员第二次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行为,禁赛期以下列期限中较长的为准:(a) 六个月;(b) 对第一次违反处以禁赛期的一半(不考虑根据规则减轻的处罚);(c) 针对第二次违反正常应处以的禁赛期的两倍(不考虑根据规则减轻的处罚)[7]。因此,由于运动员在第一次违反行为后的十年内再次违反反兴奋剂规则,在正常情况下处以禁赛四年处罚的基础上应加倍处罚,即为禁赛八年。

问题三:样本采集团队的授权和资质确实没问题吗?

这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所在。运动员方认为样本采集团队的授权和资质文件并不充分,以此为理由未进行尿检、不允许带走血样并破坏了储存血样的容器。WADA方则坚称授权和资质文件完备合规,样本采集团队有资格完成样本采集工作。尽管在二次听证时WADA方请出参与相关规定编纂的工作人员作为证人对规定进行“权威解读”,从而认为样本采集团队的授权文件合规,CAS也认定“反兴奋剂负责人员符合了所有适用要求(the personnel in charge of the doping control complied with all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as set out in the ISTI)”,但仔细研读规则可以发现,也许并不能迷信“权威解读”,样本采集团队的授权和资质确实存在问题!

规定样本采集、检测和分析具体条件和要求的规则为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国际检测与调查标准(The World Anti-Doping Cod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esting and Investigations,简称“ISTI”)。如上所述,样本采集团队包括三名工作人员,我们来对照ISTI逐一分析:

  1. DCO

ISTI中涉及样本采集人员授权的条款为以下两条:

(1)第5.3.2条:样本采集机构应指定并授权样本采集人员进行或协助样本采集活动,该等人员应已接受指定职责的培训,对样本采集的结果没有利益冲突,并且不是未成年人。[8]

(2)第5.3.3条:样本采集人员应具有样本采集机构提供的官方文件(如检测机构出具的授权书),证明其有权向运动员采集样本。DCO还应携带包括其姓名和照片及有效期的补充身份证明(即样本采集机构签发的身份识别证明、驾驶执照、健康卡、护照或类似有效身份证明)。[9]

根据以上规定,包括DCO在内的样本采集人员应提供的文件包括:(1) 能够证明样本采集人员有权向运动员采集样本的授权书;及(2) 身份证明。

本案中DCO向运动员提供了(1) FINA授权书;(2) IDTM出具的证明其DCO资格的DCO卡;及(3) 身份证明。从披露的事实可以得知,所提供的授权书为FINA指定IDTM(公司)为2018年度样本采集机构的授权,其中并未包括任何样本采集人员或被采样运动员的信息,也就是说,仅通过该份授权书不能证明DCO有权向运动员采集样本。尽管如此,考虑到DCO另行提供了IDTM出具的证明其DCO资格的DCO卡,虽然其应当属于规定中提及的身份证明的一种并非授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作为IDTM指定其履行DCO职责的证明。在此情况下,可以看作FINA授权IDTM作为样本采集机构,而IDTM指定DCO实际履责,我们因此倾向于认为DCO的授权文件基本合规。

2. DCA

DCA为IDTM内部职位表述,根据FINA报告,其对应ISTI项下的“陪护员(Chaperone)”。在本案中,DCA的主要职责是陪同并监督运动员完成尿样采集,而主要争议也起始于运动员认为DCA未就其样本采集工作提供合理授权。WADA方在二次听证时对此的解释是,ISTI第5.3.3条所提及的“样本采集人员”为一个整体概念,检测机构向样本采集机构出具的授权文件满足要求,且该条款并未对除DCO外的其他人员提出其他证件要求。WADA方请出的参与ISTI编纂的工作人员认可了该等理解。

然而,根据ISTI中的定义,陪护员(Chaperone)是指“经样本采集机构培训和授权并根据样本采集机构的选择执行如下具体职责的工作人员:……”[10],即只有经样本采集机构授权的人员才能履行陪护员(Chaperone)的职责。此外,FINA授权书中的被授权方为IDTM,如按照WADA方的解释,意味着将“样本采集机构”等同于“样本采集人员”,从ISTI的条款设定来看,这样的逻辑是牵强的,否则无需在文本中设置不同的概念。即使将作为被授权方的“样本采集机构”扩大解释至涵盖样本采集机构的合法代表,那么在FINA已经授权IDTM的情况下,严格而言,还需一份DCA有权代表IDTM行事的文件(例如上述DCO提供的DCO卡)才能完善授权链条。在当晚,样本采集团队并未能提供DCA得到IDTM授权或可以作为IDTM代表的有效文件,我们倾向于在目前的事实和证据情况下认定对DCA的授权合规缺乏依据。

3. BCA

BCA亦为IDTM内部职位表述,ISTI中并无此定义,参照其采集血样职责,与之相似的为血样采集官(Blood Collection Officer,简称“BCO”)。由于血样采集更为特殊,我们认为BCA应满足ISTI中针对BCO的相关要求。根据ISTI中的定义,BCO指有资质并经样本采集机构授权向运动员采集血液样本的工作人员。[11]因此,BCA向运动员采集血样需满足两个条件:经样本采集机构授权并有资质。

BCA的授权问题与DCA有相同逻辑,可参考上述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关于BCA的资质,是双方的另一个争议。现有事实显示,BCA提供了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以证明其资质。运动员方主张该资格证并非在中国境内进行血样采集的有效资质,且根据中国相关反兴奋剂规定,从事血样采集的工作人员需要提供更明确的授权及身份证明。由于此次采样是由FINA组织,应适用FINA的相关规定,因此前述主张未被认可。然而我们注意到ISTI附件H第4.1条规定,“BCO应具备进行静脉血样采集所需的足够资质及实践技能。”[12]根据《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未经执业注册取得《护士执业证书》者,不得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因此,护士专业技术资格证的确并非在中国境内进行血样采集的适格资质,如BCA未取得《护士执业证书》,则采集血样活动就存在合法性问题,自然不能认为已具备“足够资质”。尽管如此,可能存在的情况是,BCA本身持有《护士执业证书》但未携带因此不能提供,由于BCO的执业资质证明并非ISTI第5.3.3条项下提及的必须出具的证明文件,运动员方的该主张就可能不被支持,WADA方在二次听证时采取的即是这一策略。

问题四:授权有问题是否必然可以“拒检”?

基于以上分析,样本采集人员中DCA和BCA的授权确实存在瑕疵,运动员方也是以此为由实施了抗拒采样的行为,但比较遗憾的是,无论FINA还是WADA的相关规则乃至在运动员方认为标准更高的中国的相关反兴奋剂规定中,均未明确赋予运动员拒绝采样的权利。相反,从一些条款的表述可以看出,该等机构在药检以及反兴奋剂活动中持有较为强硬的态度甚至允许轻微的程序瑕疵,如:

  1. FINA DC第3.2.3条: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或FINA DC中规定的任何其他国际标准或其他反兴奋剂规则或政策,且未造成不利的分析结果或其他违反反兴奋剂规则的行为的,不得使此类证据或结果无效[13]
  2. FINA DC第5.2.2条:FINA可要求其具有检测管辖权的任何运动员(包括禁赛期内的运动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提供样本。[14]

本案中,在作为样本采集团队主要负责人员的DCO授权基本合格且相关规定并未明确赋予拒绝采样权利的情况下,以其他两位辅助人员授权不充分为由对拒绝进行采样并后续破坏样本储存容器的行为主张正当性存在极大的风险,二次听证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问题五:现行规定下怎样才是合适的应对方式?

ISTI第7.4.4条规定,“DCO应向运动员提供机会书面记录其对样本采集活动进行过程的任何异议”[15]。无论有多么不合理,这是FINA和WADA相关规定中赋予运动员质疑采样流程的仅有权利。如上所提及,在作为样本采集团队主要负责人员的DCO授权基本合格的情况下,冒断送运动员职业生涯的风险去采取并无明文规定允许的行为,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值得慎重考虑的。如能够对程序瑕疵合理取证(拍照、录像)、配合完成采样、提交书面异议并在事后向主管机构再次声明,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可能是更为适合的应对方式。

总结和建议

兴奋剂是体育史上最黑暗的一面,严重损害了体育运动的公平公正,世界各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在“不可放过一人”的氛围下,出现一定程度的“矫枉过正”有其必然性。在单方无法改变规则的情况下,事先更好的理解并运用规则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明智之举。对于运动员及运动团队甚至体育主管机关而言,应考虑更多地请法律专业人员对涉及的国内、国际有关体育和赛事规定和规则进行解读、培训和讨论,了解其起草本意、履行要点及可能的后果,做到“心中有数”。在发生可能导致违反相关体育规定和规则的情况时,应第一时间寻求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以及帮助,避免因理解偏差所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