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对“中轻三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塔塔国际金属(亚洲)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系列案件作出裁定(见(2017)京04民特23号、24号、25号、26号、27号《民事裁定书》),适用新加坡法认定涉案五份《销售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有效。本案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有误、且未明确约定仲裁地,但法院并未因此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法)判断仲裁协议效力。本案处理结果体现了我国法院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促进和支持商事仲裁发展的价值取向,向业界释放出中国司法机关为国际商事仲裁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积极信号。

本文结合案情试分析如下。

  • 基本案情

本案为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案件,申请人为中轻三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依据中国法律成立、住所地在北京的一家企业,以下简称“中轻三联”),被申请人为塔塔国际金属(亚洲)有限公司(Tata International Metals(Asia)Limited)(依据香港法律成立、住所地在香港的一家企业,以下简称“塔塔公司”),中轻三联请求法院确认2015年初双方签署的涉案五份《销售合同》中包含的仲裁协议无效。该仲裁协议为中英双语,英文版为:

     “ALL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EXECUTION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SENT CONTRACT SHALL BE SETTLED THROUGH FRIENDLY CONSULTATION BETWEEN BOTH PARTIES. IN CASE NO AGREEMENT CAN BE REACHED, THE DISPUTE SHALL BE SUBMITTED TO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IN USA LAW APPLY. THE DISAGREEMENT SHOULD BE SETTLE[D] ON THE BASIS OF THE UNDERLYING CONTRACT AND APPLIED LAW. THE DECISION OF ARBITRATION COURT WILL BE BINDING AND FINAL FOR BOTH PARTIES.”

其对应的中文版为:

“凡因执行本合约或与本合约有关的发生的一切争议应由合约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解决,应提交新加坡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美国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都有约束力。”

《销售合同》没有对哪种语言具有优先效力作出约定。

2016年8月,塔塔公司依据《销售合同》中的上述仲裁协议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提起仲裁并获得受理。2017年5月5日,中轻三联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确认涉案仲裁协议无效。

本案所涉及的仲裁协议是比较典型的“病态仲裁协议”(pathological arbitration agreement)。仲裁协议原文中对约定的仲裁机构的表述,其中文版为“新加坡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英文版为SINGAPOR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而且实际上并不存在真实的仲裁机构具有该等名称;并且,仲裁协议之下未包含对仲裁地的明确约定。因此本案案情相对复杂,首先需确认判断仲裁协议效力的准据法,其中又包含如何判断仲裁机构、如何判断仲裁地等子问题,同时还涉及外国法的查明。

  • 关于审查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适用问题

法院首先要确定适用哪国法律来判断仲裁协议的效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若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则应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仲裁地法律。若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地,或者约定不明��,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本案中仲裁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有误,仲裁协议也没有对仲裁地做出专门约定。双方就仲裁协议本身能否指向实际存在的仲裁机构、能否指向仲裁地,进而应适用哪国法律判断仲裁协议效力,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中轻三联的主要观点为,仲裁协议中既未涉及仲裁协议适用法律的选择,也未约定仲裁地,约定的仲裁机构也因名称错误而无法确定,因此人民法院应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法判断仲裁协议效力,而根据中国法,案涉仲裁协议因其未包含明确的仲裁机构而应属无效。

塔塔公司的主要观点为,通过详细比较新加坡境内的多家仲裁机构,可得出结论:仲裁协议之下约定的仲裁机构实际指向的只能是“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因此仲裁协议之下约定的仲裁机构所在地为新加坡。而且,当事人在仲裁协议选择的仲裁机构的名称中包含“新加坡”,也进一步说明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的所在地为新加坡。同时,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选择的仲裁机构为“新加坡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说明双方选择在新加坡仲裁的意愿是清楚和明确的。因此,判断涉案仲裁协议的效力应当适用新加坡法,而在新加坡法之下,该协议为有效仲裁协议。

法院最终支持了塔塔公司的观点,认定仲裁地为新加坡,因此涉案仲裁协议应适用新加坡法。 裁定书中写道,“根据当事人的约定,虽然在表述上新加坡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并非新加坡任何一家仲裁机构的明确具体名称,因约定的名称错误导致无法对仲裁机构确切认定,但根据约定内容可以认定当事人有明确选择仲裁的意思表示,并且可以推定为当事人认可在新加坡法律框架内进行仲裁。”“本院认为仲裁地应认定为新加坡,确定本案仲裁协议效力所应适用的准据法为新加坡法。”

  • 关于外国法的查明问题

本案中,塔塔公司主张涉案仲裁协议在新加坡法之下有效,而这将引发人民法院查明相关新加坡法的问题。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的规定,外国法律应由法院查明,当事人也可以提供相关外国法的资料和信息。本案中塔塔公司主张新加坡法之下允许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有效的仲裁协议仅需包含当事人明确的仲裁意思表示,并不一定需要选择明确的仲裁机构。为此,塔塔公司向法院提交了新加坡法律专家出具的专家意见。新加坡法律专家在其专家意见中认为,“在新加坡法律下,只要当事人仲裁的意思表示在仲裁协议中是明确的,没有约定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协议也可以是有效并被支持的。在新加坡法律下,只要当事人仲裁的意思表示在仲裁协议中是明确的,一个包含不存在的、或模糊的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也可以是有效的且被支持的。”本案中法院引用了塔塔公司提交的专家意见的内容,最后认定“根据查明的新加坡法律的规定,本仲裁协议可以认定有效。”

可见,在涉及外国法律查明和适用的案件中,就外国法的查明和适用提供客观、全面、权威的专家意见将更有助于人民法院对外国法的理解和准确适用,从而增加法院支持当事人主张的几率。

  • 四、对本案相关法律问题的观察

“病态仲裁协议(pathological arbitration agreement)”这一概念源于1974年国际商会名誉会长富莱德(Frédéric Eisemann)文章[1]中的表述 。有学者将病态仲裁协议分为三种情形:提交仲裁还是提起诉讼的不一致性、仲裁协议具体内容的不确定性和仲裁协议如为有效后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病态仲裁协议往往会导致当事人的仲裁意愿落空,但在目前我国法院支持和鼓励仲裁发展的司法理念和趋势下,人民法院越来越多借助于对仲裁协议的“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等手段,探究当事人签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补正病态仲裁协议。

本案中,法院在认定涉案仲裁协议有效的同时,在裁定书中妥当处理了“‘新加坡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实际应指向哪一家仲裁机构”这一问题。法院在裁定书中写道,“在仲裁协议有效情况下,如何进行仲裁,如何理解和判断仲裁机构的选定,则不属于本案仲裁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范围。”笔者认为法院在已经认定仲裁地是中国之外另一个法域的情况下,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十分恰当的。

此外,本案有一特殊之处,在中国法院审查仲裁协议效力前,于SIAC仲裁程序中双方已就管辖权问题提交大量意见并举行了庭审。在中国法院受理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进行过程中,SIAC仲裁庭作出了《关于先决问题的裁决》,认定SIAC对涉案仲裁具有管辖权,并两次作出强制令禁止中轻三联继续进行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之诉。从法院的最终裁定中,并不能看出法院是否将仲裁庭此前作出的强制令作为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考量因素。在类似本案的“境内诉讼与境外仲裁”平行程序案件日益增多的现实情况下,能否将传统的“国际礼让”原则延伸适用作为处理此类争议的理论支撑,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 五、结论和展望

本案在多个方面体现了人民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促进和支持商事仲裁的司法理念。本案裁定书的说理部分引用了2018年1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相关内容:“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确认涉外仲裁协议效力适用的法律时,当事人没有选择适用的法律,适用仲裁机构所在地的法律与适用仲裁地的法律将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确认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并写道“选择适用使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作为准据法,体现了法院在仲裁司法审查中支持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从《纽约公约》内容、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趋势到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分析,放宽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要求,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不仅有利于尊重当事人选择仲裁作为解决争议方式的本意,也有利于促进和支持仲裁的发展,为国际商事仲裁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作为一宗对“病态仲裁协议”进行司法审查的典型案例,本案的裁决结果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案法院从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出发,尊重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意思自治,贯彻了我国支持商事仲裁的司法态度,并体现了《纽约公约》所确立的精神内涵。

在以往的法院实践中,人民法院似乎倾向于将类似的“约定仲裁机构名称有误、且未明确约定仲裁地”的涉外仲裁协议作限缩解释和严格解释,从而认定其无效。例如,2008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马山集团有限公司与韩国成东造船海洋株式会社、荣成成东造船海洋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条款效力的请示的答复》([2008]民四他字第26号)中认定涉案仲裁协议为无效。该案仲裁协议的内容是“在履行合同中发生分歧时,首先应相互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三方同意按英文版合同提交英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可以看出,该案的仲裁条款也属于比较典型的“病态仲裁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认为,“该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机构不存在,且合同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地,也未就仲裁机构达成补充协议,应认定上述仲裁条款无效”。而从2018年的“塔塔案”来看,我国法院在处理仲裁条款效力认定案件中,更加重视对当事人“明确选择仲裁的意思表示”的尊重,并结合《纽约公约》的精神和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趋势对案件进行整体分析,该案的处理结果显示了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文件倡导的“选择适用使仲裁协议有效的法律作为准据法”的司法理念对具体个案处理结果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可以合理预见的是,人民法院未来在仲裁协议效力司法审查案件中将遵循“尽量使仲裁协议有效”的原则,对仲裁协议效力从宽把握,为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提供更为友好适宜的法治土壤,并不断提升我国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国际竞争力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