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迎 谷雨禾 金杜律师事务所

去年此时,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对国际游泳联合会(FINA)针对某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拒检争端作出运动员不违规的决定不服,向国际体育仲裁院(CAS)提起上诉一事引发热议,我们曾发文《从运动员兴奋剂拒检争端,了解国际反兴奋剂管理制度》。一年过去,WADA向CAS诉该运动员与FINA一案(CAS 2019/A/6148),以CAS宣布裁决结果,该运动员遭到禁赛8年的处罚,运动员之前获得的成绩有效而告终。[1]

由于笔者未参与争议案件,对案件具体情况了解不多,现仅从一名法律旁观者的角度,结合已公开信息,与大家共同探讨:国际体育仲裁案件,失利方还能通过哪些途径进行救济,在先成功经验有哪些?

一、关于向瑞士联邦高等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位于瑞士的CAS作为国际体育仲裁机构一直以来在解决国际体育争议方面处于权威地位。《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规定,凡是仲裁地为瑞士的仲裁裁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均可行使撤销权。据此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是可以对CAS的仲裁裁决行使撤销权的唯一审判机构。[2]

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2章国际仲裁第190条第2款的规定,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可以基于下列五种理由撤销仲裁裁决:(1)仲裁员的指定或仲裁庭组成不当;(2)仲裁庭错误行使或拒绝行使管辖权;(3)仲裁庭裁决超出仲裁请求或遗漏仲裁请求;(4)当事人的平等权和听证权没有得到尊重;(5)裁决违反瑞士公共政策。[3]

和大多数国家撤裁的理由大体一致,瑞士法律规定的撤裁理由也可以总结为违反程序原因和违反公共政策原因。多年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也受理过许多针对CAS裁决的申请撤裁案件,笔者检索到如下几件有代表性的案例,总结如下: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结合上述案例,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审查撤裁案件时,主要审 查程序瑕疵,仅有极少数涉嫌严重违反公共政策的裁决被撤销。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开启瑞士联邦最高法院针对CAS裁决开启全面的程序和实体审 查成为横亘在眼前的第一步难题,而哪些实体法律问题可以向违反公共政策原因靠 拢成为审查对象,则实质关系着撤裁案件的走向。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二、关于瑞士联邦高等法院对仲裁案件的程序审查

结合《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的上述规定以及以上我们整理的既往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就程序问题审查而言,仲裁协议、管辖权、仲裁庭的组成、超裁等程序问题都是审查的重点,也有在先裁决出现此类问题被撤销。但考虑到CAS在体育行业的权威性以及其本身的规范性,相信上述程序问题出现的概率较小。

此处我们想详细讨论一下关于《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规定的撤裁程序原因中的平等权和听证权问题。

我们注意到最近新闻报道的案件中,失利的运动员一方也提出了关键证人未获准许出庭作证以及 CAS详细的裁决书中并未对运动员一方的关键证据作出论述的问题。[15]

对此,我们认为,如意图以违背平等权和听证权为理由申请撤裁,需满足以下几点要件

(一)遗漏的证人证言和证据论述是足以影响案件结果的关键证据

如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2006年Canas案中作出的认定,该案中运动员Canas因服用了赛事组委会医师提供的药品而被禁赛,CAS维持了对运动员兴奋剂违规行为的认定。运动员以 CAS裁决未对其提到的法律适用错误的主张进行回应,可能影响裁决的结果,违反平等听证权为由,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申请撤裁。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运动员的上诉,认为 CAS的裁决完全忽略了争议解决中的关键部分,仲裁员应当说明忽略的问题与争议没有关联。在该案中法院认为,证明仲裁庭违反平等听证原则,需要提供两方面证据:(1)仲裁庭漏掉特定的证据或法律事实;(2)所漏掉的部分将影响裁决的结果。[16]由此可知,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认为CAS未对申请人提出的有可能影响案件裁决结果的事项作出回应,未注意到该请求也没有给出拒绝的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构成对申请人平等听证的权利的侵犯,应当撤销该裁决。[17]

反观2018年某职业网球运动员申请撤裁一案,由于该运动员没有证据表明CAS在审理其禁赛期起算时点时,未给予A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一行为侵犯了其听证权且与CAS的仲裁结果存在关联性,其申请未获支持。[18]

(二)申请方应在CAS仲裁程序中提出过该主张或异议,若其未在先前仲裁程序中未提出,仅在申请撤裁程序中提出,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可能也不会作出回应

在Canas案件中,当事人就其申请撤裁的主要理由,即法律适用的异议,在CAS仲裁程序中即提出异议,但仲裁庭没有回应。其据此提出撤裁,具备了获得瑞士联邦高等法院支持的基础。

反观2006年的肯尼亚足协与国际足联案,肯尼亚足协以其已经在CAS仲裁过程中向其递交肯尼亚国家青少年体育部的信件作为其证据,但仲裁庭在裁决书中未进行任何论述为理由至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申请撤裁(该事由与目前新闻报道案件情况较为相似),但是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由于肯尼亚足协提出的异议在CAS仲裁程序中未提及,不能认定为构成违反平等听证权利。[19]

综上,CAS仲裁案件中出现的情况能否够构成违反平等权和听证权,还需结合具体事实从多方面进行充分的分析和举证,对申请方的举证义务要求极高。并且,我们也认为主张CAS仲裁过程中遗漏的关键证据和未经出庭作证的证人,也应该是双方已经提交在案的证据和己方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毕竟,仲裁案件每一方当事人对于己方提交的证据和己方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具有决定权。

而且,再进一步讲,即便侵犯平等权和听证权的主张获得支持,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依平等听证原则将裁决撤销,CAS可能也无需重新就事实问题进行审查,可以直接采取对程序漏洞进行修正的方式再次做出裁决。可见,依平等听证原则申请撤裁,虽然能对程序性权利予以弥补,但并不保证仲裁庭需要对实体裁决内容予以变更。

三、关于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对CAS裁决违反公共政策的审查

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2章国际仲裁第190条第2款及《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只有当CAS的裁决与瑞士公共政策相违背时,才可从实体问题的角度审查案件。如之前分析,开启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对案件实体审查的大门,似乎只有违反公共政策这一把“钥匙”了。

何为瑞士公共政策?《瑞士联邦国际私法典》第12章国际仲裁第190条第2款将其描述为瑞士公认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基本价值观念。且此处涉及公共政策的审查事项,既包括程序性公共政策,如已结之案原则,又包括实体性公共政策,如禁止权力滥用、禁止歧视、禁止限制劳工自由、有约必守、禁止歧视和保护残疾人等等。在我们检索出的案例中,也对违反公共政策而撤销CAS裁决的案件进行了列举和总结,此处不再赘述。

在目前报道的案件中,似乎对失利方较为有利的,可以尝试与公共政策相结合的撤裁理由是否可以为:

  • 运动员方是否存在违反兴奋剂规定的动机,其行为是个人意志还是团体意志;
  • 主检官是否同意不带走血样以及是否明确告知运动员不带走血样的后果;
  • 在运动员方对“检测”行为和过程均有质疑的情况下,可否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分离血样等等。
  • 但在撤裁阶段,面临的挑战难度增加,听证会阶段的事实与理由恐难再直接进行重申和坚持。并且,需要对瑞士法律意义上的公共政策应如何理解进行详细细致的分析论证,才能最终负责任的确定何种理由可以提出,我们提出以上理由,仅供很初步的探讨。

并且,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以公共政策为抗辩思路获得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支持的案例也寥寥无几。山东大学黄世席教授对瑞士联邦法院过往涉及兴奋剂问题主张公共政策相关的案例判决结果进行过总结:“规定禁用物质的反兴奋剂规则不能仅仅因为该标准可能与某些法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条款相冲突就违反公共政策。该规则是否合法或者武断的问题不会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瑞士法律秩序带来疑问。实践中,那些不考虑兴奋剂是否具对运动员的成绩带来影响而直接根据严格责任原则进行处罚的兴奋剂规则不违反公共政策; 不考虑运动员的过程程度而直接对兴奋剂违规运动员施加处罚的规则也不违反公共政策。因此,不能以兴奋剂规则违反公共政策为由对有关仲裁裁决提出撤销之诉。”由此可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应该已经树立了反兴奋剂规则与公共政策不冲突的多件先例。

现阶段,新闻报道的案件能否另辟蹊径,从运动员的主观过错程度、隐私保护、WADA的告知义务等角度出发进行公共政策的抗辩,我们也将密切关注。

四、关于申请暂缓执行令

如果CAS仲裁案件失利方为运动员方,则对其做出的禁赛处罚恐将影响其即将参加的国际重要赛事。能否申请暂缓执行令,尽最大可能将裁决执行日期延迟到比赛之后?关于这一问题,我们看到确有在先案例。

在2017年,格雷罗诉国际足联、WADA案件中,确实成功申请了暂缓执行令。该案件情况为:2017年10月9日,格雷罗因服用受污染的茶水,在兴奋剂测试中检测出其可卡因和代谢产物苯甲酰胆碱呈阳性。随后国际足联对其停赛一年,格雷罗因此将无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17年12月7日,国际足联再次作出决定,将格雷罗的禁赛期缩短为6个月。格雷罗本人及WADA均针对国际足联此项决定向CAS申请仲裁,CAS于2018年5月14日裁决将格雷罗禁赛期延长为14个月。

在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后,[20]因格雷罗原计划于2018年5月25日代表秘鲁参战世界杯,格雷罗亦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请求法庭暂缓执行禁赛令。并且,世界杯小组赛中竞争对手法国、澳大利亚、丹麦等3个国家队长联合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也都请求国际足联允许格雷罗参加世界杯。[21]

在此情况下,2018年5月30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下达临时命令,暂缓执行CAS裁决中对格雷罗14个月禁赛令,允许格雷罗参加世界杯。[22]格雷罗在国际足联的听证会以及CAS上诉程序中表示,其体内可卡因对其赛场表现没有化学作用,而是从茶中不慎摄取。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及CAS的裁决观点均认同格雷罗在兴奋剂检测中没有明显的过失。法官克里斯蒂娜·基斯表示“本届(2018年)世界杯无疑是格雷罗职业生涯的最高荣耀”[23],并且CAS在此前表示,若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准许格雷罗参赛世界杯,CAS不会反对。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格雷罗向法院的紧急申请得到了国际足联和WADA的认同,“一个人都不反对他参加比赛,”格雷罗获益于“罕见的团体声援”[24]

由此可见,格雷罗案件中申请暂缓执行成功的原因集中在:(1)格雷罗是误服可卡因,对兴奋剂检测结果无严重过错,而且未因此影响赛场表现(国际足联、CAS和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均肯定这一点);(2)格雷罗的小组赛对手、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向国际足联发出请求;(3)CAS明确表示不反对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暂缓执行该禁赛令。

而目前新闻报道案件中,国际泳联已经表态愿执行CAS的裁决,此时申请暂缓执行令的申请能否实现“天时地利人和”,仍待观望。

结语:

体育规则乃至体育仲裁法律规则的确立,与体育运动、体育竞技比赛的特点和原则密不可分,具有其行业特殊性。认识规则、正确的理解规则和尊重规则是体育制度、程序得以建立、巩固之基本。

在创造公平的体育比赛环境上,反兴奋剂规则的制定和WADA功不可没,但是在此之外,规则制定者也应不断改进规则,避免规则的滥用,注意对运动员权利的保护。

希望体育行业的参与者均能与时俱进,自我完善,在每一个紧急和复杂时刻,既能做对判断题,也能做对选择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