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在民事纠纷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原、被告的诉讼胜败直接相关。就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总)总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施行以来的民事审判经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中的相关条文进行了全面修改。

《民诉法解释》施行后,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特别是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中有关意外事故的举证责任分配,更是保险法学界讨论的热点,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裁判观点。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当穷尽全案证据仍不能查明是否存在意外事故时,有关意外事故的举证责任是由保险人承担,还是由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担?

二、实务见解

裁判观点一:受益人主张被保险人系因骑车摔倒而死亡,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受益人仅有其陈述而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在再审申请人仲安珍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2017)苏民申4480号】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刘正林在保险期间内死亡,经江苏省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为猝死,仲安珍主张刘正林系因骑车摔倒而死亡,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但仲安珍仅有其陈述而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裁判观点二:保险人没有提交能证明被保险人之死系自杀或非属意外伤害的证据材料,被保险人死亡可定为遭受意外伤害所致。

在再审申请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金某1、金某2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一案【(2016)浙民申2006号】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没有提交能证明刘健芳之死系自杀或非属意外伤害的证据材料,故原审法院的前述认定并无不当,刘健芳死亡可定为遭受意外伤害所致。”

三、理论分析

(一)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

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的含义,理论上主要有行为责任说、危险负担说、双重含义说三种观点,其中双重含义说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双重含义说认为,举证责任包含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两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也称为形式上的举证责任、主观上的举证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或者行为责任,是指对于诉讼中的待证事实,应当由谁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也称为实质上的举证责任、客观上的举证责任、说服责任或者结果责任,是指当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最终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应当由谁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的责任。[1]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从行为意义上对举证责任进行了规定,但 并未涉及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一款从行为意义上对举证责任进行了规定、第二款从结果意义上对举证责任进行了规定,弥补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足。[2]《民诉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一、二款分别沿用了《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一、二款的内容,从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两个方面对举证责任做了规定,但在概念的使用上没有采用举证责任或者证明责任,而是使用了举证证明责任的表述。在具体内容上,举证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证明责任一致。《民诉法解释》如此修改“的目的在于强调:(1)明确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负有提供证据的行为意义的责任,只要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于己有利的事实主张的,就应当提供证据;(2)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应当围绕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进行;(3)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证据,应当达到证明待证事实的程度,如果不能使事实得到证明,则当事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3]可见,本条司法解释的制定本意之一即是为了进一步厘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二)两种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区别

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都是举证责任的组成部分,只是从不同层面来对举证责任进行的理解。一般情况下,对某事实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当事人都会积极提供证据来证明该事实的真实性。所以,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可能性是促使当事人履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动力。所以,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两种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又有着以下主要区别:

第一,承担责任的原因不同。让当事人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因为法官有借助证据进行事实认定的需要和当事人有提供证据的可能;让当事人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因为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不能拒绝裁判。

第二,是否已经对责任进行了预先分配不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无需也无法进行预先分配,因为当事人提出一个对其有利的事实主张后一般都会积极提出证据来对该事实进行证明,而且是否需要对主张事实进行证明还会受到该事实是否已由对方自认、该事实是否属于免证事实等因素的影响;而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一般已由法律根据一定的标准预先进行了分配。

第三,责任能否在当事人之间转移不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一种动态的责任,在诉讼过程中会随着本证和反证的举证情况和对待证事实的证明程度而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转移甚至多次来回转移;但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一种静态的责任,已经由法律预先分配给了一方当事人,不能在当事人之间转移。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又称举证责任的分担、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的分担,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时承受不利的裁判后果的风险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各方当事人分别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4]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举证责任分配的定义即可看出,此处所说的举证责任分配,所分配的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而非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因为只有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才有必要和可能按照一定的标准预先分配给一方当事人并始终不可转移地由该方当事人负担,具体理由如前文所述。

1.举证责任分配的学说

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主要有待证事实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两大学说,其中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通说,并被应用于司法实践。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应根据实体法所规定的法律要件事实的不同类别来分配举证责任。具体分配原则是,主张存在权利或者其他法律效果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权利或者法律效果的发生所必须具备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

法律要件分类说又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罗森贝克(Rosenberg)提出的“规范说”。规范说将民事实体法规范分为两大对立规范,即权利发生规范和对立规范。权利发生规范又称基本规范、请求权规范、通常规范,是指能够引起某一实体权利发生的规范。对立规范又分为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排除规范,其中权利妨碍规范是指在权利欲发生之时,便与之对抗,使权利不能发生的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是指权利发生之后,能够导致权利消灭的规范;权利排除规范,又称权利受限规范,是指在权利发生之后,在权利人行使权利之时发生对抗作用,而将该权利排除的规范。按照规范说的主张,分配举证责任的标准是: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妨碍、权利消灭或者权利受制的法律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5]

2.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1)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从行为意义上对举证责任进行了规定,但没有对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进行规定,更没有就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明确。《民诉法意见》《证据规定》等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的规定也不具体、不明确。《民诉法解释》“没有延续《证据规定》针对具体案件类 型进行规定的思路,而是明确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的理论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 规则作出明确规定。”[6]《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可见,《民诉法解释》采纳了举证责任分配法律要件分类说中的规范说的主张,并将该学说的观点作为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在《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中,“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中的“基本事实”与“要件事实”同义,指实体法律关系或者权利构成要件所依赖的事实;“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就是主张应当适用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实体法规范, 主张者应当对适用该规范所必须具备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就是主张应当适用可以使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实体法规范,主张者应当对这类实体法规范之适用时必须具备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7]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民诉法解释》 第九十一条“是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的规定,其适用的条件即为无特殊规 则适用的情况下,即‘除法律、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分配有明确规定的外’,依 照本条规定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第二,“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法定性,即举证 责任是由法律分配而在原则上并不能由法官来分配。因此,法官只能根据本条(指 《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笔者注)的规定,在对民事实体法规范进行类别分 析的基础上,识别权利发生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限制规范和妨碍规范,并 以此为基础确定举证责任的负担。因此,法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上是适用法 律的过程,是通过对实体法规范的分析发现法律确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过程, 而非创造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8]

2)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

要件分类说较其他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学说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所以《民诉法解释》将该学说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但是任何学说都不是完美的,要件分类说也不例外。

““严格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根据实体法关于权利要件的规定确定 举证责任分配,在一些特殊的案件处理上可能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为此,大陆法 系国家一般允许法官在特殊情况下根据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当事人举 证能力、与证据距离的远近等因素,对实体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进行调整。《证据规定》第七条即是有关特殊情形下由法官分配举证责任的规定。 然而在审判实践中,这一只能适用于特殊情形的规定呈现出普遍扩大化适用的现 象,也成为不遵守举证责任分配法定性的主要理由和依据。为此,新民事诉讼法 司法解释不再保留特殊情形下由法官进行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实践中如果出现适用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将导致明显不公平的结果时,需要通过批复等方式 作出新的司法解释,而不能在个案中由法官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调整。”9]

由此可知,《民诉法解释》有关举证责任分配规定的制定本意之一是取消被滥用的在个案中根据特殊情形进行举证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权,以进一步强调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定性。在个案处理中,如果严格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分配举证责任可能导致明显不公平的结果时,法官不能再援引《证据规定》第七条来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调整,而应当通过司法裁量举证责任报告呈报上级法院,由高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公报等方式做出新的司法解释来调整举证责任分配。[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