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Morris向澳大利亚简易包装立法发起的数十亿澳元挑战宣告失败,国际投资条约仲裁法庭驳回了其仲裁请求。

Philip Morris的诉讼是针对澳大利亚一项禁止品牌烟草产品销售的法律。该等法律要求澳大利亚的所有烟草厂商(包括Philip Morris)在销售其产品(如香烟)时不得标志其任何商标。取而代之的是,要求所有烟草产品以简易包装出售并配以危及健康的警示。Philip Morris声称该等法律剥夺其知识产权,并由此损害了其在澳大利亚投资的价值。

Philip Morris案件的基本问题,即澳大利亚基于公众健康的利益所采取的监管行为,是否导致澳大利亚政府被要求对该等行为作出补偿,是全球政府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主权国家希望通过提供投资保护鼓励外国投资,但也希望维护其对公共利益(如有关健康、环境等)的监管权,并使得该等监管措施不会导致国家不得不补偿外国投资者,如同其无需就此补偿国内企业。

仲裁庭基于其不具有审理案件的司法管辖权驳回了仲裁请求。Philip Morris的诉讼根据香港与澳大利亚之间订立的双边投资条约提起,该等规定授予在香港注册的投资者(如Philip Morris)针对澳大利亚政府违反条约中的投资保护规定而直接提起诉讼的权利。撰写本文时,仲裁庭的裁决及依据仍属于保密信息。但是,仲裁申请被驳回的依据看起来是一个程序问题,即Philip Morris没有资格根据香港-澳大利亚双边投资条约提起仲裁,因为它只是为了提起仲裁而将其资产转移至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尽管仲裁庭通常包容那些系统安排其投资以获得投资条约保护的投资者,但当一项仲裁申请已经存在时,很少会对采取该等措施的原告给予包容。

这起仲裁被视为国家对其公共利益监管权的维护,因为澳大利亚将无需补偿Philip Morris,尽管它不再被允许在澳大利亚出售的烟草产品上使用其知识产权。虽然澳大利亚无需补偿Philip Morris已成事实,但是澳大利亚的公众健康法规是否要求澳大利亚补偿外国投资者的问题还未得到验证。

更确切地说,本案是仲裁庭作出的一个警告,即只有那些投资时符合相关条约要求的真正投资者,方才能够获得双边投资条约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