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在中国内地(“”)注册成立的企业,如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由该企业或其债权人(“”)提交破产申请,继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破产法》”)对该企业发起破产法律程序。但是,长期以来,备受业内人士诟病的是,中国法院迟迟未对破产申请实施立案登记制度。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颁布指导通知[1](“《2016年最高院通知》”),旨在简化和规范登记破产案件的立案受理工作。

最高院通知:优化立案程序

2015年,最高院先后颁布了多份规定和意见(“2015年最高院通知”)[2],其中,最高院要求各级法院在对立案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后当场登记立案,试图以此简化法院的立案和登记制度。然而,据我们了解,2015年最高院通知笼统地涵盖了各类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程序(但没有特别提到破产诉讼程序),因此导致在各级法院的执行层面出现各自不同的结果[3]

为了进一步梳理并解决常年积压的破产案件,最高院再次颁发《2016年最高院通知》,专门针对破产申请明确立案登记程序。

《2016年最高院通知》于2016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并明确要求中国法院的立案部门:

  1. 在申请人提交破产申请材料后,出具接收申请的书面凭证;
  2. 然后根据《破产法》第8条的规定对破产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及
  3. 在完成上述形式审查后,法院立案部门认为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应立即当场登记立案,然后及时将案件移送法院的破产案件审判业务部门。

根据《破产法》第8条的规定,第三方申请人提交的破产申请书中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1. 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2. 申请的目的;
  3. 申请的事实和理由;及
  4. 法院认为应当载明的其他必备事项。

在中国,各级法院多年来一直沿用该“必备事项”条款,并将其适用于破产法律程序。立案程序只是在行政程序和形式上审查当事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并不涉及法院立案部门对破产申请的案情作出实体审查(有关法院立案部门的具体职能,敬请参见后文)。

《2016年最高院通知》中订明的立案登记制度并非最高院新创的一项倡议。相反,它进一步细化了最高院自2015年以来不断推行的简化立案登记制度进程,并构成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16年最高院通知》 – 前因后果

只有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才能恰当解读《2016年最高院通知》,从而正确判断其带来的影响。

从我们中国破产法律师的经验来看,国内法律从业人士(包括司法人员)普遍把《2016年最高院通知》视为最高院有意简化破产申请立案登记程序的一个意向。法院立案部门仅负责对破产申请执行形式审查,因此只是行政职能部门,并不履行案件实体审查的职能。破产案件的实体审查必须由独立的业务职能部门,即,法院的破产案件审判庭全权负责。法院立案部门在进行形式审查时,纯粹是在履行一项行政性手续,确保申请材料载有必备事项(而非审查破产申请的案情)。

考虑到这一背景,以及它在实务中为司法案件带来的普遍影响,我们认为,破产申请的形式审查应当不涉及案件的实体审查,而案件��实体审查也不会变成破产申请立案登记的一部分。《2016年最高院通知》已在第1条中明确其政策用意,要求法院“不得在法定条件外设置附加条件,限制剥夺当事人的破产申请权,阻止破产案件立案受理,影响破产程序正常启动”。

《2016年最高院通知》是否旨在或意在拒绝接收滥诉申请?

对于已经在衍生产品交易的主协议(如ISDA主协议)选择对中国企业(“中国对手方”)适用自动提前终止(“自动提前终止”)条款的金融机构而言,虚假、恶意或无正当理由的破产申请(“滥诉申请”)是长期以来一直忧心的问题,[4]因为他们担心一旦第三方债权人对中国对手方提出滥诉申请,则很容易触发自动提前终止。

《2016年最高院通知》发布后,有观点认为《2016年最高院通知》的实施旨在针对滥诉破产申请。但是我们认为,《2016年最高院通知》并非有意处理这一问题。

ISDA主协议的缔约方是否应当把破产申请的立案登记当作自动提前终止的触发要件?

某些市场参与者可能倾向于把法院的立案登记(而非当事人提交破产申请)当作触发自动提前终止的要件。但各方需要谨记:

  1. 在中国的各级法院中,并非所有法院都已严格执行《2016年最高院通知》。尤其是,优化立案登记流程可能只在上海和北京等大城市中较高级别的法院得以实施,但大城市远远无法代表其他所有中国城市。因此,如果把法院的立案登记当作自动提前终止的触发要件,那么,一旦法院没有对破产申请进行立案登记(已接收申请材料,但没有登记),将会给非违约方带来额外的风险。
  2. 根据《2016年最高院通知》的规定,在当事人当场提交破产申请后,中国法院将进行(程序性)的“形式审查”,然后对破产申请当场登记立案。形式审查并不涉及对相关申请的案情进行任何实体审查,相反只是检查必备事项是否齐备。一般来说,当事人提交破产申请的时间几乎与法院登记破产申请的时间同步,两者之间无显著时间差,即使有,也不可能在该时间差内开展实体审查。因此,即使把自动提前终止与法院的立案登记挂钩,也不会真正起到降低遭遇滥诉申请风险的作用。

结束语

我们建议市场参与者在研读《2016年最高院通知》时,务必要全盘考虑颁布该通知的前因后果,以便正确判断到底应当把当事人提交破产申请、还是把法院登记破产申请当作触发自动提前终止的要件。

当然,我们鼓励衍生产品的市场参与者继续密切关注国内监管和司法层面对于中国法下终止净额结算问题的发展动向,以及行业对于该问题的不懈推动工作。

[2] 由最高院于2015年4月15日发布、并于201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院于2015年4月15日发布、并于210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

[4] 一旦法院受理任何人对中国企业提起的破产申请,立即视为进入破产程序。根据《破产法》第18条的规定,在进入破产程序后,破产管理人即享有法定性权利,有权在60天内决定是否终止或继续履行该中国企业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因此,在上述60天的期间内,债权人终止合同的权利(如,非违约方根据ISDA主协议终止交易的权利)暂时无法行使。因此,ISDA主协议的缔约方可能会对中国对手方适用自动提前终止,以便在他人就中国对手方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而法院尚未受理破产申请之前自动终止ISDA主协议项下的所有交易(假设自动提前终止条款在中国法律项下具有可强制执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