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生效于1993年,在其颁布之时,中国的《反垄断法》还停留在立法规划阶段,为了有效抑制初露头角的垄断现象,《反不正当竞争法》于诞生初期在一定程度上肩负了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的双重历史使命。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市场竞争程度和竞争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法律内容狭窄陈旧、法律空白点多、行政执法标准不统一、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善、处罚力度弱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出台的《修订草案》,其中的诸多条款一旦最终实施,对市场竞争和行业结构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下面我们试举其中的若干“亮点”予以评述。

  1. 引入相对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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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所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中,原告对于被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其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负有举证责任。这一制度安排给原告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使得实践中原告的胜诉率很低。

《修订草案》所引入的“相对优势地位”,涵盖了“市场支配地位”,一方面给受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侵害的经营者及消费者提供了《反垄断法》以外的另一个维权手段;另一方面,也将《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所未规制的“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纳入监管部门执法和经营者/消费者维权的对象。

鉴于起诉“滥用优势地位”的举证责任显著小于起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且根据《修订草案》第十七条,如果胜诉也能够达到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和获得“损害赔偿”的效果。可以想见,本条一旦实施,部分可以依据《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起诉的当事人可能转而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滥用优势地位”的规定起诉,且此类诉讼的数量和胜诉率都可能显著提升。

  1. 统一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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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的规定,实际上分割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政执法权,使得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所处的行业不同而受不同部门根据各自行业特点而制定的不同规定管辖。这一做法使得不同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处罚力度都不尽相同。并且由于行业主管机关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熟悉,而工商机关又囿于行业监管而不愿轻易涉足,在这些行业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相对较少。

《修订草案》明确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管辖权,行业主管部门也可以依照其规定监督检查,但这不妨碍工商机关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行使执法权。因此,在医药、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尤其需要提升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认识,并加强相关培训。

  1. 保留串通投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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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串通投标行为的规定与《反垄断法》中对横向垄断协议的规定有竞合关系。近年来,国家发改委查处的多起价格垄断案件都涉及(并在处罚决定中明确)串通投标的行为,且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处罚。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对于串通投标行为的处罚标准不同,同类行为被不同行政机关(发改委根据《反垄断法》或工商局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查处有不同的处罚结果的“同案不同罚”的情形仍可能出现,建议有关部门对《修订草案》中本条的取舍做进一步考虑,即使保留也要对其适用及其与《反垄断法》的竞合作出解释。

  1. 规范互联网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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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领域涌现了众多不正当竞争的案例,且多个案例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此次,《修订草案》明文规定了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助于明晰相关市场不正当竞争的界限,指导经营者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修订草案》第二十六条中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高于大多数已有的诉讼案例中的赔偿金额,也高于大多数工商机关已查处的案例中的罚款数额,值得引起业内企业的重视。

  1. 删除部分竞合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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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上述四个条款所提及的指定交易、行政垄断、掠夺性定价和非法搭售这四种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时,《反垄断法》、《价格法》和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构成要件以及法律责任层面有一定交叉,由此引发的法条竞合问题增加了法律适用中的不确定性。《修订草案》将上述四个条款连同其所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删除,符合学界和实务界一直以来的呼吁,有助于实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有序衔接和协调配合。